然而，生命進程的兩個階段、兩個層面的轉換，須有一種規范，或用《西遊記》的語言──須有一個“圈子”。《西遊記》有兩種“圈子”，都有神奇的功能。一個是太上老君的金剛琢，曾經擊倒過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在取經行程剛好過半的時候，又被獨角兕大王偷到金

洞，套去了孫悟空的金箍棒、天兵天將的武器和火龍火馬以及向如來佛借來的金丹砂。但是這個“白森森的圈子”屬於外功，另一個金燦燦的圈子則屬於內功，這就是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兒。這個圈子一套，孫悟空就不敢撒潑逞性，“心猿歸正”，野神轉化為真神，觀世音菩薩說，“緊箍兒咒”又名“定心真言”，可見它是約束心性，使之認定理想目標而矢志不渝的，到孫悟空得道成佛，圈子也就自然消失了。《西遊記》一百回，孫悟空戴著這個圈子八十六回。他本來一個筋鬥雲十萬八千里，闖入天宮鬧個天翻地覆；但是同樣十萬八千里的取經路程，卻要用十四年而歷八十一難。可見要達到精神的最高境界，比起單純的野性發泄要艱難多少倍，這就是《西遊記》借個性神話作隱喻所帶來的發人深省的啟示，它展現了精神世界的“天路歷程”。

三

《西遊記》以神話想象隱喻人類精神現象，既超越了具體的宗教，又別具一格地組構了神魔觀念。神與魔的界限在這里不是絕對的、靜止的，而是相對的、變化的，存在著相互滲透、牽連和轉化的種種可能性。神變為魔，魔變為神的運作，使整個神話世界處於充滿活力的大流轉狀態。大鬧天宮的孫悟空似乎是“欺天罔上思高位，淩聖偷丹亂大倫”的“魔”，但他對官階森嚴、權術盛行的天宮的反抗，又散發著率真的正氣。豬八戒、沙僧被貶出天宮，到下界占山霸水，興風作浪，吞食行人，強奪民女，由神變成貨真價實的魔，卻又在唐僧西行取經途中，和孫悟空先後被收為徒眾，加入神的行列了。神魔爭鬥，是包含著善惡邪正的。但是由於神中有魔，魔中有神，其間的善惡邪正也就打了或多或少的折扣，出現了某種因果報應的變形。千山萬水間的不少妖魔是菩薩、仙長的待從和坐騎，甚至是按菩薩的暗示設難考驗師徒四眾的。因而神話成了魔匣，妖魔和仙佛也有不解的因緣。

就個性神話文化而言，這種神魔觀念可以改變神與魔性格的單一性，增加其豐富性、復雜性以及喜劇感、悖謬感。如果要探討一下這種觀念的文化哲學的淵源，那是不應忽視心學、禪宗和內丹對心性的某些闡釋的。《涅槃經》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把佛性如此普泛化，則令人不妨從另一方面設想：“一切眾生，皆有魔性。”在佛性和魔性的區分和轉化上，禪宗認為，心的覺悟是關鍵，即《壇經》所說：“悟則眾生為佛，不悟則佛為眾生。”神魔兩性的相對性，以及它們間的滲透、牽連和轉化，都可以從這類議論中找到它們的影子。心學有“滿街都是聖人”的驚人之論，它的一些觀點與禪宗異曲同工。所謂“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所謂“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⑥，均是以“致良知”代替禪宗之“悟”，從而溝通和轉化聖人及小人，或神性及魔性。於是神與魔這些冰炭不能相容的兩端，只不過相隔一層紙，這層紙在禪宗是“悟”，在心學是“致良知”，它們把這層紙當作護身（實際上是護心）符。

這種神魔觀念的重構。深刻地影響了神話敘事的策略。一種新的觀念成了一種新的敘事策略的內在動力，首先是神話想象的空間和維度變行更加開闊、豐富和錯綜復雜。對應於三教合一的仙佛天國系統的，是一個多元化的妖魔系統。正如天國不屬於一個主神一樣，魔國也不屬於一個主魔，它們往往像封建割據般的各自為政。而在各自為政中隱伏著與各界神靈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大體而言，千山萬水間形形色色的妖魔可以分為兩大類：野性妖魔和神性妖魔。野性妖魔又有兩種，一種是野性中包含著毒性和邪氣，比如蜘蛛精、蠍子精（琵琶精）和蜈蚣精（千目怪），大概屬於中國民俗中“五毒”之類。又比如車遲國的虎力、鹿力、羊力三仙，都入了旁門邪道，毀佛滅法。也許這些是妖魔中的下下品，和仙佛沒有多少瓜葛，只有剿滅了事。另一種野性妖魔則在野性障蔽中尚知道修行養性，因而即便沖犯了取經四眾，最終還是入了神籍。黑風洞的熊精盜了唐僧的袈裟，但他學過養神服氣之術，“也是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最後被觀音菩薩收去做守山大神。火雲洞的紅孩兒以“三昧真火”把孫悟空燒得焦頭爛額，但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三百年，又是“五官周正，三停平等”的孩兒相，也像黑熊怪一樣被觀音菩薩用緊箍兒套住，帶回去當善財童子。
如果說魔性神（如孫悟空、豬八戒）是《西遊記》中最有生氣的神，那麽神性魔就是最有特色、最值得回味的魔了。神性魔也有兩種，一種是動了凡人情欲，到下界為妖的天上星宿。碗子山波月洞的黃袍老怪就是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因想和侍香玉女私通，便打發她投胎當公主，自己變妖了宿緣。《西遊記》借用和點化了古代占星術的星禽幻想，以五行和各種禽獸與二十八宿相配。二十八宿在天上為神將，也體現出對應的禽獸的異能。在毒敵山琵琶洞，昴日星官（雞）啼叫兩聲就嚇死蠍子精；在黃花觀，昴日星官的母親毗藍婆（母雞）用繡花針破了千目怪（蜈蚣精）的金光；在天竺國金平府，二十八宿中的角木蛟、鬥木獬、奎木狼、井木犴，降伏了三只犀牛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星禽在孫悟空大鬧天宮之日皆非敵手，卻能降服連孫悟空也徒喚奈何的妖魔，說明這種神話思維是滲透著“一物降一物”的循環制約的原則的。它們已經不是屬於創世神話中的物種起源神話，而是近於維系世界秩序的物種功能神話了。

另一種神性魔是佛陀、老君、菩薩、天尊的侍童、坐騎，和在他們身邊聞經得道的飛禽走獸。太上老君的金銀二童子，盜了葫蘆、凈瓶，到平頂山化為金角、銀角大王，要蒸食唐僧肉。他騎的青牛盜了金剛琢，變成金

山的獨角兕大王，把孫悟空折騰得筋疲力竭。與如來佛牽連的妖魔有黃風怪，他是靈山下聽經得道的黃毛貂鼠，慣用“三昧神風”；有大鵬金翅雕，因與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一母所生，孫悟空嘲笑佛祖是“妖精的外甥”。大鵬與文殊菩薩的坐騎青毛獅子、普賢菩薩的坐騎黃牙白象在獅駝山稱雄，危及取經四眾的生命。這樣，所謂佛教至尊的“華嚴三聖”都與妖魔有了瓜葛。文殊的青毛獅子還在烏雞國害命篡位；彌勒佛的司馨黃眉童子假設小雷音寺，捉拿取經四眾；觀音菩薩的坐騎金毛獅也占山為怪，奪去朱紫國金聖皇後。於是以大慈大悲為懷、在中國民間享香火最盛的佛陀、菩薩，也與妖魔犯上嫌疑。由於神魔之間存在某種因緣，取經途中的神魔之鬥就既有善惡邪正的一面，又更為內在地具有考驗取經者信仰意志的一面。每經一難，取經者的生命與天道的聯系也就更加緊密、更為深入一層了。

古人揣測，施耐庵作《水滸》，懸掛一百單八將的畫像以日夕揣摩其神情；類似的揣測移於《西遊記》的作者，也許更合情理：《西遊記》作者對佛教和道教的寺觀塑像和仙佛畫卷，應當是非常熟悉的；而他在逼視這類塑像畫卷的時候，往往會產生某種神魔幻覺和暈眩，從仙佛的侍從、法寶和坐騎中幻見隱顯閃爍的魔影。比如，從“善財童子參拜觀音圖”幻想出火雲洞的聖嬰大王紅孩兒。他被觀音拋出的金箍兒一化為五，套住頭頂、手腳之後，小說寫道：那童子“合掌當胸，再也不能開放，至今留了一個‘觀音扭’”，於是“歸了正果，五十三參，參拜觀音。”與觀音有瓜葛的妖魔，還有取經中點（行了七八年，已是五萬四千里）的通天河中的靈感大王。觀音擒拿他的時候說：“他本是我蓮花池里養大的金魚。每日浮頭聽經，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銅錘，乃是一枝未開的菡萏，被他運煉成兵。不知那一日，海潮泛漲，走到此間。我今早扶欄看花，卻不見這廝出拜。掐指巡紋，算著他在此成精，害你師父，故此未及梳妝，運神功織個竹籃兒擒他。”觀音救苦救難是有種種化身的，觸發此處幻想的，當是手提竹籃金鯉，身邊荷花含苞未放的漁婦模樣的“魚籃觀音”。陷空山無底洞的鼠精掠取唐僧去成親，說她是托塔李天王的義女，大概是以“老鼠娶親”的民俗畫牽合毗沙門天王塑像而觸發神話想象的靈感的。據說，毗沙門天王“右扼吳鉤，左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群魔，護佛事”⑦。玄奘《大唐西域記》記載，於闐王自稱是毗沙門天王後代，其地有神鼠，“大如猥，其毛則金銀異色”。後世天王塑像，手上常有銀鼠。

神魔觀念的重構，不僅拓展了神話想象的空間和神魔聯系的廣泛程度，而且深化了神性、魔性和人的心性修養聯系的哲理意蘊。《西遊記》有詩：“靈臺無物謂之清”（第五十六回）；“人有二心生禍災”（第五十八回）。有所謂“人身小天地”，這部小說在神話想象中便把人心當作神與魔交戰的小天地，進行富有隱喻性的敘寫。《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的幔亭過客序，對這一點看得很透徹：“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真假猴王之鬥，采用了人心的神性與魔性相鬥的隱喻。因為這場神魔之鬥，是由取經師徒之間的猜忌離異、即所謂“二心”引起的。到如來佛辨出真假，發眾擒拿六耳獼猴的時候，孫悟空以“真我”打殺“假我”，才使取經四眾團圓。這幾回的回目明白無誤地標示：“神狂誅草寇，道迷放心猿”，“二心攪亂大干坤，一體難修真寂滅”，如來佛也說這是“二心競鬥”，可見小說是以神話的奇詭想象，來隱喻人的精神現象的哲理意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