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領導人都十分明白依賴其冷戰對手來供應糧食的危險，但他們別無選擇。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Gorbachev）上臺執政，成為蘇聯的領導人。他開始實施經濟改革，但成效不彰，內部權力鬥爭使國家政權遭到破壞。很快地，蘇聯所有的石油收益都被借貸的利息耗盡；而1989~1990年的全球谷物歉收，更促使價格上揚，尤其是小麥。蘇聯開始無法如期付款給進口糧食的外國供貨商，導致某些貨運被終止。許多食材和消費品越來越難在商店找到；處處可見人們為了購買蔗糖、奶油、米、鹽和其他基本食物而大排長龍。

1991年3月31日，戈爾巴喬夫的一位助手在日記中寫道：“昨天，安全理事會開會討論食物議題……更具體地說，是面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都出現一列列購買面包的隊伍，就像兩年前大家排隊買香腸一樣。如果我們不設法從哪裏弄到面包，可能6月就會鬧饑荒。在各共和國當中，只有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勉強）可以餵飽自己。有人說鄉下還有面包，結果證明是假的。迫不得已，我們只好拿強勢貨幣和貸款向外國購買面包。但我們的信用已不再良好……我開車在莫斯科四處轉……面包店不是關門上鎖，就是貨架空得嚇人。我想莫斯科有史以來從未經歷過這種境況……即使在最饑餓的那些年也不至於如此。”到了這個時候，蘇聯的許多個別共和國—從波羅的海諸國開始，接著是摩爾多瓦（Moldova）、烏克蘭、白俄羅斯（Belorussia）和俄羅斯—都已宣稱自己是主權國家。糧食短缺是造成社會動亂和蘇維埃政府權威瓦解的主要原因。Ф米Ф花Ф書Ф庫Ф http://www.7mihua.com

“在若幹區域，我們仍然很難保證會有面包和其他食物，”內政部副部長指出，“商店外面大排長龍，市民言辭激烈地批評地方和中央政府，有些人甚至發起抗議行動。”

1991年秋，一份官方備忘錄報告：“農作物歉收，無法擴大進口，加上農物歉收，無法擴大進口，加上農歉收，無法擴大進口，加上農場拒絕將谷糧交給國家，可能使全國人民與共和國瀕臨饑荒。為了突破困境，唯一解決之道是容許農場以市場價格自由銷售谷物，並進一步讓面包的零售價自由化。若不轉變成自由價格體系，同時加速放寬國家對農業和貿易的控制，農民將缺乏增產的誘因。”終於，大家明白了真相。蘇聯集中控制農業並掌控價格的政策已告失敗。從政者承認，唯一的出路是自由貿易與自由化—換句話說，就是資本主義。此時蘇聯的解體已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1991年12月26日，蘇聯正式消失，消解到它原來的組成國家中。

用食物來投票

阿瑪蒂亞·森指出，人們經常將饑荒歸咎於天災。但是，當自然災害襲擊民主國家時，政治人物比較傾向於采取行動，哪怕只是為了保住選民的支持。森寫道：“不足為奇的是，直到獨立之前，印度在英國統治下一直饑荒不斷（我在兒時目睹最後一場饑荒發生於1943年，即印度獨立的4年前），然而，一旦建立多黨的民主政體與新聞自由，饑荒便突然消失無蹤。”

因此，民主制度—森稱之為20世紀的“卓越發展”—的興起可以解釋，為什麽把食物當成意識形態的武器來用（就像把它當成軍事武器來用）的的普遍程度已大大降低。2008年中期，當我在寫這本書時，出現了一個罕見但引人註目的例子，津巴布韋獨裁者羅伯·穆加貝（RobertMugabe）對於食物武器的使用。在他主政之下，津巴布韋的農業崩潰，使該國從非洲南部的糧倉變成災區。在2000~2008年之間，農產量減少80%，失業率增加到85%，通貨膨脹超過1000倍，平均壽命降至40歲以下，300萬津巴布韋人（約為其人口的1/5）逃離這個國家。當津巴布韋陷入危機時，穆加貝通過暴力與威脅來維持他對權力的掌控：他操縱一連串的選舉，將糧食援助導向其政府成員和最強力支持他的區域，而拒絕給予那些據稱同情反對勢力的地區的人民。

2008年6月，穆加貝被指控脅迫反對地區的民眾—除非他們放棄在總統大選中投票所需的身份證明文件，否則就不給他們糧食—借此防止他們投票給反對陣營的候選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肖恩·麥科馬克（SeanMcCormack）告訴記者，穆加貝“把食物當成武器，拿兒童的饑餓來要挾其父母，以阻止他們依良知投票，建立一個更好的津巴布韋”。穆加貝回應，運回應，運應，運用食物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是西方的救援組織，並且禁止他們在反對地區發放食，並且禁止他們在反對地區發放食並且禁止他們在反對地區發放食物。他說：“這些由西方國家資助的非政府組織也把食物當成政治武器，用它來對抗政府，尤其是在鄉村地區。”

幸好，像這樣公然運用食物作為武器的做法，如今已很少見。然而，在西方民主國家中，食物卻找到另一個更微妙的政治角色。它不再是武器，卻成為更廣泛的政治爭鬥進行的戰場。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包括：拜全球貿易之賜，西方消費者如今能買到各式各樣的食物；人們對於選擇食物的後果和政治運作越來越感興趣；食物的特殊地位—作為一種消費產品，它發揮了避雷針的效用，讓更廣泛的社會關註聚集在自己身上。相應於你想要表達的任何政治見解，幾乎都存在著某種該購買或該避免購買的相關食品。

因此，對於環境的關註，可通過提倡在地生產的有機產品來表達；“公平貿易”的產品，旨在凸顯全球貿易規則的不公平和大公司的購買力，同時也凸顯全球貿易規則的不公平和大公司的購買力，同時也全球貿易規則的不公平和大公司的購買力，同時也資助那些照顧低收入勞工及其家庭的社會方案；而關於基因改良食品的爭論則表達了種種憂慮：新科技不受約束的冒進，以及農民依賴農業綜合企業的程度。

顧客可以購買在撈捕過程中不傷及海豚的鮪魚、在種植過程中為鳥類提供棲息環境的咖啡，以及其收益用來支持哥斯達黎加栽培者教育計劃的香蕉。或者通過購買“和平油”制造於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並肩工作的橄欖園來表達對於中東和解的企望。他們可以抵制超市，支持小商店或農民市場，借以向農民市場，借以向市場，借以向大公司傳達反對的信息。

食物也可以用來向公司或政府提出具體抗議。1999年，法國政治運動家喬瑟·波維（JoseBove）想要表示他決心對抗美國的強大力量，並反抗跨國集團對法國傳統和本地公司所造成的沖擊，於是他拆毀米洛鎮（Millau）一家麥當勞餐廳的店面，將瓦礫用拖拉機裝載，傾倒在鎮公所外面。近期的例子出現在200年：韓國民眾為了抗議美國牛肉進口而舉行大型示威活動，表面上韓國民眾為了抗議美國牛肉進口而舉行大型示威活動，表面上民眾為了抗議美國牛肉進口而舉行大型示威活動，表面上是基於食品安全考慮，但這些抗議活動其實表達了人們對於移除貿易壁壘的廣泛憂慮，並擔心韓國執政黨正容許自己被其超級強國靠山任意擺布。韓國執政黨正容許自己被其超級強國靠山任意擺布。執政黨正容許自己被其超級強國靠山任意擺布。

運用食物來發表更廣泛的政治觀點，這種想法可追溯到191年。當時，想要表示反對奴隸制度的英國消費者開始抵制蔗糖。接著出現源源不斷的宣傳小冊，包括反糖精協會刻意制作的聳動宣言，其插圖是一艘奴隸船的橫截面，顯示戴腳鐐手銬的男人如何肩挨著肩被塞進船中。

1792年，一名貴格教派的商人詹姆斯·萊特（JamesWright）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啟事，相當能代表當時的氛圍：“那些深受傷害的人所遭遇的苦難和虐待，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時我也擔心，身為這種物品—它似乎是奴隸銷售的主要支撐—的經銷商，我正在鼓勵奴隸制度。因此，我借這則啟事告知顧客：我打算停止銷售蔗糖這種物品，直到我能經由不受汙染、與奴隸制度較無關聯，且較少染上人類鮮血的渠道獲得它。”

運動領導者聲稱，只要有38000個英國家庭停止購買蔗糖，蔗糖園主的利潤便將受到嚴重沖擊，足以終結這項貿易。在抵制的巔峰期，一位運動領導者宣稱已有30萬人不再食用蔗糖。有些運動人士公開砸碎茶杯，因為它們已被糖玷汙。

茶會成為社會與政治的地雷區。如果戒絕蔗糖的女主人沒有提供糖，主動要糖將是失禮之舉。但是，並非所有的糖都一樣不好。有些人認為，來自東印度群島、比較昂貴的糖，比較沒有道德上的問題—直到人們發現，制造這種糖的甘蔗，其實也經常是奴隸種植的。當英國在1807年廢止奴隸銷售時，究竟是抵制運動還是一連串的奴隸起義行動發揮了最大的影響，我們並不清楚。有些人甚至論稱，抵制運動使情況更惡化：因為當農園主人的利潤減少時，他們很可能會更殘酷地對待奴隸。但無可置疑的是，抵制蔗糖使大家註意到奴隸問題，並有助於動員政治上的反對力量。

今日的食物辯論也是同樣的情形。其真正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直接造成的沖擊，而在於通過這種方式，它們能夠針對政策，向政府提供最重要的指標，並鼓勵公司改變其行為。

基於許多理由，食物具有獨特的政治力量：食物將世界上最富有的消費者與最貧窮的農民牽連在一起；選擇食物向來是發送社會信號的強力手段；現代的購買者每星期必須做出數十種食物選擇，這比選舉政治提供了遠較為多的機會表達政治理念；而且，食物是一種供人消費的產品，因此，選擇某個食品人消費的產品，因此，選擇某個食品消費的產品，因此，選擇某個食品意味著你對它的個人性認可。然而，食物的力量亦有其極限。

真正的變革—如19世紀的廢止奴隸制度，或是今日對於世界貿易的全面檢討，以及設法解決氣候變遷的難題—終究需要政府來采取政治行動。用食物選擇來投票，絕不可能取代在投票箱前投票。但食物提供了一個寶貴的舞臺，可以讓人就各種不同的選擇進行辯論。通過這個機制，各個社會可以表明它們對於哪些議題有強烈的看法；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動員更普遍的政治支持。那些位高權重者，無論在政治界或商業界，都不會愚蠢到忽視這類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