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開蘭考到三百里外的鞏縣當工人，村裏的五保戶大娘實在想念，居然發狠心出遠門來看望。蘭考農民多半沒有看到過火車，有一次縣裏開三級幹部會，一群生產隊小隊長看到火車會動，居然在車頭手舞足蹈地大嚷：“噫！這玩意停下來像長蟲，不吃不喝，咋會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唸，才能唸出效果）。


火車被迫停下，釀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隴海線停車事故。前面說到的那個大隊支書，是個“革命先鋒”，人民日報發他的長篇通訊，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這個題目。他和我們集體戶戶長去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觀禮，到了人民大會堂，鬧出一次比小說裏陳煥生進城更真實的笑話。河南人的習慣，到哪兒都是蹲著而不是坐著，到了人民大會堂也是那樣，老支書雙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個神聖的位置。誰知道那個座位是活絡可翻的，他還未蹲結實，底板就翻了過來，把我們的“革命先鋒”在人民大會堂夾了個雙腳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這一出喜劇小品沒有？多半會很慈祥地莞爾一笑。


我們那個大娘更加孤陋寡聞，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土地，又是小腳，提著一籃雞蛋還有粉條之類，一拐一拐地怎麽坐上火車，不迷路，居然還能找到我們這個廠，真是一個奇跡。她坐火車是否鬧笑話不得而知，但是到我愛人宿舍頭一天，就嚇了我一跳。當時我們兩個人在外面給她搟麵條，她坐在屋裏突然傳出驚恐的叫喊：“噫！這屋裏咋還有一個老娘咧？咋也是黑褲子、紅襖？！”（也要用中原土音唸）。蘭考民俗，老人過七十要穿紅布襖，以辟邪。我聞聲奔進屋裏，哪裏有第二個老娘，只有她一個人好端端坐在衣櫥前！原來衣櫥鏡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憐她一輩子沒有見過能照見全身的鏡子，因此也一輩子沒有見過自己的全身，猛一見到，就被自己嚇壞了，大呼小叫，驚動了一座樓！

還有年青一代的蘭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淳樸，富於同情。我後來爬火車發展到爬卡車。從縣城回來，多半爬一輛卡車帶腳。司機大多會默許，因為這些勞動者的家裏多半也會有個把知青在苦水裏撲騰。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輛運煤車，就碰上了一個。那司機從反光鏡裏看到我上車，非停下車來攆我，車一開，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個司機開始破口大罵。此時車上幾個蘭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齊聲痛哭，罵曰：“人家從上海來俺蘭考，離家那麽遠，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負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驢，是龜孫，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髒字，該罵到的都罵到了，確實很難聽。蘭考民間的規矩，其實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發的後現代女權主義：男人不能和女人罵，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閨女罵，如果對方開罵，男人只能乾聽不回嘴。那個司機被這群小閨女罵得不敢吭聲，只能恨恨地爬上駕駛樓，把車門一摔，開車了事。

我還很想念我們本村本莊的回鄉知青。他們有些是蘭考縣一中、二中的學習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帶著紅薯乾去上學，功課刻苦，一點不比我們集體戶的復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個被老鄉叫作“假妞”者，靦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樣，正好與我們集體戶的革命女生外號“假小子”或什麽“鐵姑娘”的相反。“假妞”們在農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幹、參軍，那是天邊露出的一絲希望。但是自從來了一個上海集體戶，“越是艱險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見，天邊的那一絲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後，這個集體戶的紮根思想相繼動搖，開始謀取各種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顧這個先進集體，有類似的名額下來，總是先讓我們走。

三兩年一過，待我們十個人走完，他們的年齡也被耽誤了。平日裏我們玩得很好，總有一些小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但是一到集體戶有人上調，他們就懷著複雜的心情，躲得遠遠的，從不參加送行的行列。那種幽怨的眼神遠遠掃來，沒人能忍心對視。我後來讀到很多老三屆憶苦思甜的文章，還有一些小說、詩歌之類，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他們曾經堵住過那些農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經地義，農家子弟被堵在鄉村也是天經地義。這種不平等意識，已經潛入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始終沒有受到過正視，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場知青革命，一千六百萬人下鄉，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釋當地農家的工分，最後一天臨走，還要拿走這家人長子手裏的最後一粒“紅豆”。我剛才說中國的版圖可以塗上相互歧視的五彩顏色，這時就有點像在這塊版圖上再玩一場多米諾骨牌遊戲了：先是老毛一揮手，骨牌嘩嘩地倒下去，城裏的知青先倒；農家子弟本來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擠了倒下去，而且被壓在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層；沈靜片刻，有汽笛聲響起，知青打個骨碌一翻身，幾乎所有的骨牌又嘩嘩地豎立起來；其間不斷出作家、出詩人、出學者，還出各種“話語”，齊聲控訴剛剛倒下去的那段無聲歲月；惟獨那最後幾張骨牌，卻沈默著，再也爬不起來了。


老毛愛引李賀詩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麽會老呢？只有人會老。以我之拙笨，始終弄不懂這個偉人的悲天情懷。從李賀到老毛，天看見過多少人間不公？誰能看見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懷疑，天是看不見歷史運動中的暗層夾縫的，更看不到那些輾轉倒臥在暗層夾縫裏的陰魂。 1997 年，我和愛人、孩子回蘭考，莊上的人大多數已經不認識了。那是在唐寨，卻也應了李賀那個時代的唐詩：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逢不相識。不經意間，已經換了一代人，確實未見天老一分，只是原來擔心的那種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尷尬，或者如賀敬之“幾回回夢裏回延安”的矯情，都沒有出現，可以鬆一口氣。我們就象三個平平淡淡的過路人，只是偶爾路過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農村，悄悄地東張西望。遠遠看到一個人的背影像“假妞”，才敢輕輕走上去試著拍他的肩膀－－猛回頭，一張鬍子拉茬的老臉，幾乎貼著我的眼鏡喊出一聲：“噫，這不是學勤嗎！”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樣，剎那間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鄉說法，客車不叫客車，叫票車。因此，混客車就有一個很乾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隊的那個莊子，一個男勞力通常只有兩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襖，脫了布杉就穿襖。天熱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後晾在樹杈上，人就泡在水裏等衣服乾，才能上岸。就這麽個窮地方，因為出了焦裕祿，卻能接觸從上面下來的人，甚至還有國家性質的外事活動。我生平第一次與外國人坐下來談，不是在小時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後來的哈佛，而是在蘭考，在唐寨：集體戶按縣委宣傳部安排，接待從開封軍用機場過來的老撾飛行員，宣傳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戰略思想，談得還很熱切，雙方都被對方感動。

這些飛行員當時被安排在開封那樣的內地機場受訓，大概是為了在國際上保密？諸如此類的活動，村裏的老鄉也有機會參與，哪怕是站在旁邊看，耳濡目染，語言就有變化，能學會一些與他們自己的鄉土生活很不協調的官方詞匯。那些一年到頭要吞食幾千斤紅薯以充饑的窮人嘴，時常會有一些很書面的“話語”，夾著發黑的薯乾飛進飛出。比如，隊長吆喝下地幹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鄉們認為我們拿一年的餘糧款買一張回家的車票太虧，就向我們傳授出門要飯混票車的各種經驗，那些歪門邪道還有一句正面總結，是他們在地頭聽我們讀《人民日報》學來的，就叫：“人民鐵路人民修，人民鐵路人民坐！”這就有點窮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確實“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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