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蘇舜欽的《淮中晚泊犢頭》常常被拿來與唐代韋應物《滁州西澗》作對比：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滁州西澗》)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淮中晚泊犢頭》)

 兩詩都寫傍晚河渡之景，同樣有草有樹，有春雨，有潮水，有孤舟。不過兩詩境界不同，前一首野渡無人，是一種自由自在的閑適意趣；後一首滿川風雨，折射出詩人動蕩起伏的內心，這一層區別許多論詩者都已發現。其實不僅如此，兩詩所表現出的敘事因素的多少也有所不同。韋詩有畫境，而蘇詩有事境。韋詩重在寫景，如同一幅風景畫，而敘事意味相對淡薄，只能隱約感覺到詩人對景物的觀察、欣賞。而蘇詩中有著較為鮮明的主觀體驗行為，“晚泊”、“看潮生”都是詩人發出的行為，而且暗含先後之分，先有泊舟再有看潮。這就在寫景的同時也融入了對詩人行為的敘述，體現出了行旅中的“晚泊”，透出事的因素。而詩歌也就在這一風雨中晚泊看潮的事境中，折射出詩人內在不平靜的心境。又如白居易《醉中對紅葉》和蘇軾的《縱筆》不同：

 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醉中對紅葉》)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縱筆》)

 惠洪《冷齋夜話》“換骨奪胎法”稱，蘇詩是從白詩“奪胎”而來。(22)兩詩雖然取意相似，其實寫法並不相同。白詩采取的是比喻的方式，將自己的醉貌比喻為霜葉，盡管鮮紅，但不是生長在春天裏。也就是說自己雖然面上有酒紅，卻不是年輕的朱顏。蘇詩立意與之相似，但營造出一個事境來。詩人先寫“小兒誤喜”，設置一個懸念，讓人沈浸在“誤喜”的愉悅中，然後再揭示原因——原來“是酒紅”，讓人先疑惑再到釋然。兩句之間，有了前一句“誤”的緊張，後一句的釋然也就變得具有解開答案的快感。兩詩對比，白詩的妙處只在於用了一個富於巧思的比喻，而蘇詩的妙處在於敘事筆法的設置，將對醉貌的描寫化入到了一個具體的事境裏，使詩歌變得富有張力，而詩人的達觀和風趣，也透過事境得到了真切的體現。

 宋代詩人非常重視具體的事境，這是宋人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日益深入的結果。宋人善於知性反省，樂於思索物我關系，探究宇宙人生的奧秘，向精神世界的內裏不斷深掘。宋人思想體悟極其深細，這些深細的體悟在許多情況下是不易歸納、不易說清的，也是“抒情言志”不足以概括的。於是宋人進而尋找與之相適應的詩歌表達方式，用以傳達詩人覆雜的內在體驗。一方面，人的體驗往往離不開具體的事，面對不同的事件、場合會有不同的體會和感受，詩人總是在具體的事境中獲得感受和思考；另一方面，詩歌主旨和內涵的實現，也需要具體語境和情境的依托。因此，要實現深刻意思的表達，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在詩歌中再造一個事境，將事境作為實現詩歌內在意蘊的途徑，也將事境作為將讀者引入詩歌的途徑。與其用不夠貼切、不夠全面的方式來表現，倒不如將引發思想體悟的情境呈現出來，讓人跟隨事境的變化發展去領悟其中覆雜多變、層次豐富的各種體驗。從這裏可以解釋，為什麽宋人越來越將“事”推向詩歌表現的重要位置。從宋人“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23)等說法中也可以看出，宋代詩人傾向於營造一個事境，讓人在事境中體味詩歌的主旨、感受詩人的內在體驗。那些題為“紀事”、“記事”一類的詩歌，其實是將事件情境與誕生於其中的思想情感視為一個整體，詩歌對於事境的記錄和呈現，同時也就容納了發生於其中的種種體驗。正是在這樣的要求下，事境越來越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事象”與“事境”對於敘事性增強的宋詩而言，是非常有益的觀照視角，這在與唐詩的對比下更為明顯。不過“事象”與“事境”的視角並不局限於宋詩，也可以用於解釋宋詩以外的詩歌，尤其有利於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的敘事傳統。中國古代詩歌中純正的敘事詩並不太多，而且紀事之詩也不見得都是在敘事。但許多詩歌都能夠提取鮮明的事象、構築鮮明的事境，並喚起對事件情境的體味和聯想，從而營造出一個別具滋味的詩歌藝術世界。

 在古代詩論中就已有以“事境”論詩者。如張鼐曰：“古之人得於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達之。”(24)又如翁方綱：“然予嘗論，古淡之作，必於事境寄之。”(25)“若以詩論，則詩教溫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為節制，即使以神興空曠為至，亦必於實際出之也。”(26)都認為詩歌通過具體事境來傳遞內在體驗。方東樹《昭昧詹言》所言則更為逼近“事境”的表現特點：“凡詩寫事境宜近，寫意境宜遠；近則親切不泛，遠則想味不盡。”(27)

 在意象批評體系中，通常認為詩歌需要通過意象建構意境，抽取各種景物意象，融為一個凝聚了作者主觀情志的世界。而“事象”與“事境”的關系是：以“事象”抽取與事相關的各種要素，組織成可供理解領悟的一套系統，營造出動態可感的具體“事境”。就每一個“事象”而言，都含有相對獨立的敘事因素；與此同時，這些“事象”又在詩歌中實現並置，通過前後勾連、對比反襯等，建立起事與事之間的關聯，構築出詩歌的意義空間。

基於古典詩歌敘事傳統建立起來的“事境”，在表現特點上與基於抒情傳統的“意境”是不同的。意境強調“境生於象外”，強調言外之意、不盡之旨，情志趣味的虛化無窮，因而意境很看重“虛”的意味。而基於敘事傳統的“事境”，雖然同樣是要傳達詩人的內心體驗，卻具有“實”的傾向。正如方東樹所說的“事境宜近”和“親切不泛”。一方面，詩歌對事件要素的呈現是偏於實的，通過具體的細節來框定事的輪廓，詩人營造的事境是細致可想的；另一方面，通過這一精細構築的事境所要傳達的體驗也是偏於實的，具有相對明確的導向性，是緊密附著在事象與事境之上的。

 這種求“實”的傾向在宋詩中就體現得非常鮮明。詩人試圖呈現事情發生的具體情境，因而重視對事件發生、發展過程的再現。那些脈絡清晰、過程分明的事象組合，體現了宋人這方面的要求。詩人依照事件本身的進展，依次講述過程中的情境，由此帶來動態前進的畫面，使人跟隨事件的進展而感受不同階段所具有的體驗。這種種不同層次體悟的疊加綜合，才構成這整個事境中的獨特體悟。即便如楊萬裏《稚子弄冰》這樣一首短小的絕句，也在構築事境的過程中層層曲折：

 稚子金盆脫曉冰，彩絲穿取當銀鉦。敲成玉磬穿林響，忽作玻瓈碎地聲。

 詩歌寫稚子玩冰嬉戲的過程。一二句截取取冰、穿冰的事象；三句從聲音來寫，稚子嬉玩的興奮開心也到了最高點；第四句又從聲音的變化來寫冰塊的碎裂，原本清揚的敲打聲，卻突然聽到如同玻璃碎地的嘩啦一響。短短篇幅，敘述了整個“弄冰”的過程。既有開端，又有高潮，有結局，在動態變化的描摹中層層曲折，呈現事件的情境。在這個具體的事境中，不但鮮活再現了稚子玩耍的過程，而且凸顯了稚子的天真及生活中的童趣，並留下想象的空間，讓人想見這一事境中稚子愕然又天真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