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月枝:中國與全球資本:文化視野中的考量 3

實現資本主義文化統治最為隱晦的一種方式就是促使當地媒介體系將跨國資本主義話語內化。此種文化霸權的實現,不一定需要美國資本或源自美國的媒介內容的直接介入,當然也無需其他已被整合到跨國資本主義文化體系之中的國家的資本或媒介內容的介入。盡管中國媒介仍處於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從國內新聞媒體的話語傾向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資本主義文化霸權的蹤影。

中國媒介對於近年發生的兩次事件的報道就是明證。首先是對中國加入WTO的報道。在對1999年中美鑒定WTO協議的報道中,媒介使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觀念得以張揚,跨國企業享有話語權,新聞報道同時給予美國主導的跨國資本主義以足夠的重視。中國媒介不僅依賴美國使館和美國媒介為其提供WTO協議的內容和對協議的詮釋,甚至成為跨國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傳工具。與此同時,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關新聞報道和評論中,沒有一篇文章有中國工人和農民的聲音,就連禮節性的引語也沒有。18用汪暉的話來說,中國媒介對WTO協議進行了一次漫長而一廂情願的宣傳活動,與美國媒介對這一相同主題的報道相互呼應。19

中國媒介對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報道更具說服力。對於此次事件,中國政府表明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立場。表面上,中國媒介附和著政府的立場,以至於國內的一些美國的辯護者在網絡上攻擊中央電視台是巴哥達電視台。然而,對各類報道的進一步研究表明,媒體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道自相矛盾,對美國勢力和媒介的商業邏輯及其新聞框架在更隱秘的層次上的屈從在一定程度上淹沒和抵消了政府的反戰立場。首先,中國政府禁止媒介刊登任何反戰文章,在大街上也看不到任何反戰跡象。其次,媒介的報道並沒有針對最主要、最關鍵的問題,如戰爭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以及布什政府發動戰爭的理由,而是亦步亦趨地報道美國軍隊的戰爭技巧與策略,並對美式武器裝備進行了長篇大論的分析。為了進行這樣的報道,中國媒介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媒介以獲取由五角大樓提供的戰爭畫面。結果是,一場殘忍的、雙方軍事力量如此不均的入侵搖身一變成為一部展示美國軍事力量和帝國主義擴張的電視真人秀。20中國電視對於美國商業電視的技術和話語邏輯的順從以及將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當作新聞奇觀進行報道,再次證實了美國“軟實力”對中國的滲透——盡管中國政府站在反對戰爭的立場上。同樣應該指出的是,中國媒介對戰爭的廣泛報道正是基於部分政府官員和央視高層的決定。他們企圖借此將中央電視台打造成中國的CNN,並鞏固其在中國加入WTO的境況下對抗跨國媒介公司的形象和地位。他們開播了一個CNN風格、24小時滾動播出的新聞頻道。顯然,中國媒介管理官員和CCTV管理層相信,贏得中國觀眾的途徑便是模仿CNN的模式和風格,並使國內觀眾能夠看到國外媒介的報道以滿足他們對此類內容越來越強烈的需求。

 

文化整合與跨國階級的建構:對兩個案例的分析

 

在國內政治威權主義和與國際接軌的的語境下,中國文化和傳播業加速轉型同時影響著中國境內外階級關系的建構。Panitch和Gindin曾經指出,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會直接影響其它核心國家的階級結構和國家構成。21美國資本作為一股社會力量滲透到他國,將動搖其“統一而獨立的中產階級,進而逐步削弱本土資本挑戰美國強勢地位的可能性——而不是僅僅在美國主導的體制中爭取好一點的條件”。22處於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電影和期刊業出現的文化生產和消費模式顯示了這一跨國階級的形成過程的一個側面。

 

案例一:電影業

 

電影最初由西方引入中國。1949年以前,好萊塢影片在中國電影市場影響深遠。23毛澤東時代結束了好萊塢在中國的發展,同時促使了本土電影業。二十世紀80年代初,中國電影業相對繁榮。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一系列因素——政治控制、投資不足、來自商業化電視的競爭、社會分層的加劇以及受眾市場分化——阻礙著建構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電影業的持續發展。90年代初,中國電影業深陷危機。影片的年均上座率從1982年的210億(21billion)下降到1991年的45億(4.5billion)。24與此同時,好萊塢也並未放棄中國市場。一伺1979年中美外交關系正常化,好萊塢便立即著手準備重返中國。在與好萊塢電影隔絕近30年之後,中國觀眾自然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彌補。好萊塢以在中國國家電視台播放其廉價的經典影片作為回歸中國市場的第一步。默多克的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就是這一策略的主要推動者。1985年,好萊塢巨片《第一滴血》在中國大陸放映,引起轟動。其後,中國與好萊塢的接觸與合作進一步加強。1994年,迫於好萊塢以及國內電影發行商和放映方的雙重壓力,中國同意每年進口十部好萊塢最新大片,雙方實行票房分成制。出於獲取利潤的目的,同時為滿足城市中產階級的觀看欲望——他們把欣賞好萊塢最新巨片看作享受全球化文化權利的一種體現,國營電影發行商、電影院以及大眾媒介一方面極力推崇好萊塢電影,另一方面冷落國內本土影片。在1995年中國票房收入最為輝煌的一年中,由於受到好萊塢大片的影響,有超過70部本土影片沒有在影院放映。25 1998年,當好萊塢大片《泰坦尼克號》在中國上映並以占全年票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的成績創造票房奇跡的時候,中國本土電影的年產量則從1980年以來100至130部影片降至最低水平的37部。赫赫有名的西安電影制片廠不得不裁員十分之一。26

面對這種形勢,更多有事業心的中國電影工作者為保護自身的商業利益,同時規避政治控制,不僅逐步接受和采用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風格、拍攝手法和商業模式,並且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全球電影市場。80年代到90年代初,以陳凱歌、張藝謀為代表的中國電影導演在一些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上取得成功。他們執導的影片也以外國影片的名義成功地打入北美主要的錄像帶出租市場。這標志著經過市場考驗的中國電影精英開始走進由美國主導、正日益多元化的全球電影市場。很快,這些電影生產精英不僅在國內電影業獨樹一幟,更獲得了跨國電影投資者和發行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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