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教育學界提出了一個“基於文化情境的教育研究”這個命題，這實際是一個方法論的革命，它強調必須從真實而具體的文化情境中尋找教育問題及其答案。從這一方法論的思考出發，教育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經濟、藝術、哲學等各個文化領域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又對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需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得出了對文化價值系統的歷史傳統和未來發展具有說服力的結論。文藝在“文化情境”的構造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與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學科不一樣的是，文學和藝術作品是以詩性形式包涵和展示著一個族群和人類整體的最高智慧，文學藝術也標志著人類最高生存品質和歷史品質，因此文學藝術給予人類的是一個安靜、可以詩意地棲息的家園。莫裏茨·蓋格爾在論述“藝術的精神意味”時，就認為藝術的審美價值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其“形式價值”；二是其“模仿價值”；三是其“積極內容價值”。莫裏茨·蓋格爾所說的“形式價值”，指的就是存在於藝術形式構造之中的給人印象深刻的秩序的功能，即“和諧的律動”的形式。而“積極內容價值”，指的就是藝術家所創造的每一種意象中，都包含了超越了那些純粹“模仿價值”的價值要素——這些既是藝術家的人格所具有的價值，也是藝術家投射到藝術作品之中的藝術觀念所吸引觀賞者並使之具有積極的存在體驗，同時也是人們應當把這個世界看做是崇高的、意境深遠的、高貴的東西的藝術訴求。

人類的生存也需要一個和諧的文化情境，比如，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的心靈的和諧，等等，這些都是人快樂幸福生活的前提條件，也是社會安定、國家昌盛的前提條件。文學藝術是文化的有機部分，也是最具有人性魅力和人文關懷的文化要素，特別是優秀的文學藝術所熏陶所滋養所營造的文化環境，對於社會發展和人的進步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國內有學者就認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沒有文化，就等於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文化因素深深地滲入其間，它為和諧社會的發展提供思想保證、精神支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沒有和諧的文化，就沒有和諧社會的根基，沒有和諧社會的發展方向。和諧文化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有沒有和諧的文化，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和諧的重要尺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包含著和諧文化建設的內容，同時更需要和諧文化的引導和支撐。和諧社會越發展，和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越明顯。”由此可見，文藝作為和諧文化整體中的活躍因素，在和諧社會的建設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的確，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優秀的文學藝術本身就屬於和諧文化，因為它是以和諧為思想內涵、以文學藝術的特殊樣式和典型形象表現出來的一種文化，它融思想觀念、理想信仰、社會風尚、行為規範、價值取向和審美觀念為一體，包含著豐富的社會生活內涵，也折射了作家、藝術家深沈的內心世界。在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中，作家對歷史的、現實的和未來的社會生活的自覺認識和向往，代表了一定的人類精神髙度，同時也體現了一定社會階層對社會發展的認識水平。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是人們依附的精神家園，也是和諧社會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源泉之一。對個體而言，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起著潛移默化的審美教育作用，也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準則，也就是說，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以教育人、引導人、鼓舞人、塑造人作為始終不渝的追求，以引導、培育人們的和諧的審美觀念、理想信念和價值取向為目標。但電子媒介時代，優秀的文學藝術所蘊涵的和諧性因素卻被工具理性思維所遮蔽，人們的思想由於受到技術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主導，而變得缺乏主流和中心價值觀，而且目光短淺，甚至放棄了最起碼的歷史意識和理想主義精神，這是令人擔憂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批判現代科技社會，認為現代在對科學與技術的追求中，割斷對了對歷史的文化聯系，他還認為：“現代已不再承認任何元敘事（Meta-Narrativum），不承認任何共同的敘事，也不承認任何功能作用彼岸的超越的東西。這也就蘊涵著無情境性”。大衛·萊昂認為：“殖民主義的終結，釋放了多種種族的聲音；大眾媒介的出現，強化了文化的相對性；它們已經創造了一種不可逆轉的多元主義境況。”這種多元主義的境況看似一種民主的生態，其實它考驗或顛覆著傳統的真理觀念，因為多元主義雖然允許寬容，但卻可能喪失真理。大衛·萊昂所擔憂和批判的“多元主義境況”，與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批判的現代科技社會的“無情境性”實際是一樣的。這種“無情境性”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文精神的缺席，要改變這種狀況就不能不重視文學藝術並依靠文學藝術的力量。

三、建構感性世界，形成抵抗的文化政治

文明和野蠻同在。當我們在享受文明的成果時，也許我們在經歷野蠻的侵略或我們的心靈被野蠻殖民。因此，人類在發展中需要不停地進行有效的抵抗，抵抗那些野蠻的力量，這樣一來抵抗的文化政治並不是一個時髦的詞語。當代西方文化學者和人文主義者看到，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資本的內在作用或市場經濟和資本的運作在影響著世界經濟的秩序和文化的構成。面對這種形勢，這些操持著批評理論話語的學者越來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態，他們的文化批判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誠然，以計算機、信息和通為特征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確實帶來了諸多的便利。正如有人描述的，這第三次技術革命旨在減輕距離和空間的限制，網絡的地位超過了地點，用戶電報、傳真、無線電、計算機的網絡保障了世界市場的運作，工作越來越可以脫離某個集中的地點。在不久的將來，技術的演變將會推出近似神經網絡的計算機，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更接近人類大腦邏輯的人造機器邏輯。這不僅可以改變勞動之外的生活，而且也可以改變勞動生活本身。但西方學者對“信息傳播樂觀主義”保持警惕。人們希望，技術將不再盲目地指導我們的前途，應該迎接超越技術思維和技術霸權主義的時代，於是西方這些清醒的文化學者的文化批評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委婉的意識形態批判，是對後現代文化的一種抵制。馬爾庫塞提出了“藝術即政治實踐”的命題，他倡導“新感性”，提出了一種能夠適應現代發達工業社會的革命學說。他看到西方社會在產業結構、社會結構、階級結構、權利中心、管理體識形態及哲學形式方面的變化。這種革命學說已不可能局限在社會物質條件方面的暴力革命，而應註重社會主體及人的意識方面的觀念變革。他認為，就西方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前者已不可能，而後者迫在眉睫。而且他認為，在人的觀念變革中，哲學由於其實證的傾向占統治地位，已越來越落入變態的發展，因而不能夠給擺脫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及各種控制（尤其是以技術力量為代表的“理性”控制）提供批判的否定力量。而藝術，作為充滿了各種想象力、可能性的“幻想”世界，則表達著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潛能，表達著人性的嶄新層面。可以說藝術蘊含著新的社會改造的生機。

馬爾庫塞所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正像他在《單維人》中指出的那樣，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即使在革命的客觀條件方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危機並不能立即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科技發展給資本主義生產帶來生機，社會處在日益增長的豐裕之中。因此，在社會的物質條件方面發動革命，以及在此基礎上去培養這種革命意識，都是脫離現實的。不過，馬爾庫塞敏銳地發現了伴隨著資本主義與物質發展而日益突出的人的精神危機與需求——感官功能異化，看到一個在物質——科技——機器——合理化——單調重覆……等一系列單一層面上的“單維人”的命運。同時，他還看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藝術、文學以審美的方式對這種異化的“單維人”命運的揭示和批判。他把希望寄托在以藝術、文學為中心的“審美之維”的革命上，認為只有通過這種作為“基礎之基礎”的人的內在審美——感覺——欲求——本能層面的改造，才能在根本上造就創造一個新社會的前提——嶄新的人及其心理——觀念結構。因此，馬爾庫塞極端關註“美”並希望借助於美的力量來解放被工具理性壓抑了的想象力。

馬爾庫塞對新感性的呼喚，對藝術作為政治抵抗的可能的認定，使我們看到文學藝術作為審美世界的現實價值和未來意義。這不是憑空捏造的癡人說夢式的囈語，文學這個“理想國”千百年來一直承擔著這樣的文化使命。在宗教禁錮時代，雖然它曾經和野蠻妥協，但它還是給人留下了自由的想象；在政治高壓的時代，雖然它也被政治招安過，但它依然可以給人帶來光明和希望……文學藝術以其審美的形式、美感和道義的力量與社會調和又短兵相接，並不斷參與推動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有生態學家持這麽一個觀點：“促進人類進化將意味著使人類再一次獲得新生。人類的第一次誕生發生在它進化之初，距今已有幾百萬年。大約自直立人時代起，語言、文化的出現給人類帶來了第二次新生。人類第三次新生是智人和古社會的出現。人類第四次新生表現為歷史的產生以及農業、畜牧業、城市和國家的出現。人類的第五次新生雖有可能但尚不能肯定。它將表現為人道的產生。這種人道將使我們走出地球的鐵器時期和人類的史前期，實現地球文明，建設起個人、種族和民族的全球社會與共同體。”筆者以為人類第五次新生是有可能的，因為這位生態學家已經給出了理由：人類的道義。對道義感的追求是這位生態學家對生態倫理的呼喚和重視，的確只有重建生態倫理，保護我們的地球母親，人類才可能走向最高的文明。

但人道的世界並不是技術可以塑造的。今天的電子媒介確實塑造了人，它預示著新的認識論，新的尺度和新的倫理。高科技帶來社會生活的種種變革，它使人類真正可以上天入地，遠古神話和科幻小說中的神靈的超級法力今天變成了現實，但技術思維和對實用價值的追求使得感性的人類變成了理性的動物。人們普遍有了憂慮——“奴隸與奴隸主的關系自亞裏士多德起就被看作倫理道德問題，而機器對人的奴役卻沒有被人們視為倫理道德問題。我們中大多數人並沒有反抗，我們已經被征服。這就是埃路爾、馬爾庫塞、霍克海默以及其他學者所闡述的技術或技術理性的霸權，我們逃脫這種霸權的希望已經越來越渺茫”。文學藝術有沒有可能重塑人類的感性世界，使人類在物質豐富的時代依然擁有一份空靈？這是可能的，就文學藝術這個空靈的詩性語言世界而言，對於抵抗技術野蠻，對於抵抗商業文化的侵蝕，其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也意識到，現代文化以科學與技術為標志，而不是以藝術與哲學為標志。相對於科學與技術而言，藝術與哲學總是隱藏在背後，而且不像科學和技術那樣具有經濟功利性，而是顯得有點不合時宜。另一方面，我們的時代已經感到對藝術創造和哲學反思的要求。他還認為，不斷擴展的藝術市場，大眾的博物館熱，精神、奧秘文獻的浪潮，制造神話的電影工業，都表明了這一點。顯然，科學與技術不能提供審美及倫理導向的幫助，而這種幫助對於我們有美感、有意義地構建生活世界是必需的。

總之，電子媒介時代的確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而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語境裏，電子媒介、信息與通訊技術不僅帶來信息社會、全球化、地球村等外在的宏觀世界新形態，而且還時時刻刻重構和型塑人、社區、民族、性別等等的微觀形態，因此對電子媒介時代文藝價值的思考僅僅是一維之思。對文藝外在場域的考察和內在美學規律的探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做。以新維度與新方法來進行認真審視文藝新形態並做出準確的文化的或審美的判斷，是我們拓寬學術視野，進行有效的文藝批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