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傳統的文藝學邊界的固守者之所以一時難以接受文藝邊界的拓寬，有觀念的問題，也有學科本位主義的問題。需要看清的現實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的最根本出路不是為捍衛學科領地和利益而奮鬥，建設學科不是在不同學科修築籬笆和隔離墻，而是要善於“破學科”或“跨學科”。葉舒憲就主張“破學科”。他認為：“沒有一個學科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有學科萬古不變地長存下去。學科的設置是人類認識發展到特定階段的需要，是權宜之策，而非一勞永逸。學科之間的互動、滲透，舊學科的瓦解和新的邊緣性學科的重構體現著人類認識向更高層次邁進的又一層需求，是自然而然的。死抱住本職的學科或專業的固定地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當然主要是處於職業飯碗的考慮較多，久而久之陷入學科本位主義而不能自拔。”葉舒憲的觀點是非常尖銳獨到的，文藝研究應該有膽量和魄力來重建自己的學科，更新學科的理論話語，建立起能夠有效地闡述新的文化\/藝術現象的知識體系。

§§§第二節電子媒介時代文藝的價值

前已述及談論“全球化”的時候，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是“電子媒介”。這裏不妨再次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麽近年來“全球化”成了一個熱點名詞？是全球性經濟貿易促成的嗎？還是全球政治整合出來的呢？顯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各方問題之所以都被置於全球化語境中，是因為電子媒介，沒有電子媒介就不可能有“全球化語境”一說。因此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問題，很多都可以從電子媒介這一個角度來切入，也就是說，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問題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於媒介社會學或傳播學來審視，來觀測，如果僅僅借助審美批評的方法論來闡釋文學世界的話，就很難理清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學現象及其內在要素與外在動因。

使人類真正進人全球化時代的主要是收音機、電視和網絡這三種電子媒介，上個世紀60年代麥克盧漢提出著名的“地球村”的概念，其主要形容的是20世紀20年代收音機的影響力，因為“在收音機到來後，人們前所未有地經歷了迅速而親密的相互接觸”，但“地球村”這個概念之所以在60年代後被廣泛接納並產生巨大影響，是因為電視時代的到來。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說：“隨著印刷術影響的減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構成公共事務的領域都要改變其內容，並且用最適用於電視的表達方式去重新定義。”這就是電視走進家庭之後的結果。上個世紀50年代起，美、英、法等歐美國家率先進入了電視時代，同時，近年來，隨著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文化與電視文化共同構成了對傳統的書籍文化（印刷文化）的沖擊，對文學藝術的創作、傳播與閱讀也有著不可小視的影響。

電視時代和數字化時代是一個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了解地球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的時代，電視時代和數字化時代也是一個影像時代，是一個圖像文化占有絕對強勢地位的時代。電視的擬像符號以淺表化、類型化、平面化和無深度的形式，沖擊著文學和藝術，使文藝失去陣地的同時，也失去真正的接受者，而且網絡的圖像符號和電子遊戲，還有蕪雜的文字信息也改變著讀者的接受方式和閱讀胃口，使得真正屬於審美世界的文藝作品減弱了它應有魅力和價值。英國學者約翰·伯傑就對照相機、攝像機和電視對傳統的油畫藝術的影響做過研究。他認為這些電子媒介的“現代的覆制手法摧毀了藝術的權威性，將它從一切收藏處搬開，或者更妥帖地說，將它們自己覆制的形象統統搬出收藏處。有史以來，藝術第一次成為曇花一現的、異地同現的、有形無實的、唾手可得的、沒有價值的、自由自在的物象。”約翰·伯傑用了一連串貶義性的形容詞來修飾“物象”這個中心名詞，足以證明他對電子媒介的敵視，足以證明他認為電子媒介是對藝術價值有著解構力。尼爾·波茲曼認為：“電視向人們提供了一個相當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選擇，因為它可以取代印刷文字的線性和序列邏輯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嚴謹顯得沒有意義。”他的話其實告訴我們，電視不但削弱了學校教育，而且對文學閱讀和文學教育都有著消解作用。國內有學者也認為：“在數字化媒體的強勢覆蓋下，‘讀圖’勝於讀文，‘讀屏’多於讀書，直觀遮蔽沈思，快感沖擊美感，文化符號趨於圖像敘事已是不爭的事實。”但無論電子媒介如何強勢，無論電子媒介所導引的視覺文化、娛樂文化如何對文藝具有祛魅性，文藝總是葆有它的價值，文藝總是會在社會建構中發揮其不可忽視的作用。

筆者以為，在電子媒介時代，文藝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價值。

一、文藝的創造性能力的培養

電子媒介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信息時代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識與產品迅速更新換代。這種知識與產品的迅速更新換代意味著人的知識容易老化，而且人如果沒有創造性能力，就可能被時代所拋棄。也就是說，在電視媒介時代做一個智慧的人比做一個知識的人更重要。德國學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闡述技術發展時代的德國的社會問題時，就有這麽一段話：“從1980至1990年期間，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變換了自己的職業。這種發展趨勢對教育體制與文化機構提出了挑戰。對學習進程必須加以改進，必須把知識的學習和文化，精確的專業知識和藝術、哲學的想象力結合起來。如果變換職業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那麽，就不能僅僅堅持原有的那種學會一種終生受用的方法的老原則，而是必須引進終生學習和藝術創造的各種形式。”彼得·科斯洛夫斯基這一觀點至少告訴我們，今天的教育不能僅僅停留於“知識教育”，而要在“素質培育”和“能力養成”方面下工夫，不然的話，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就易為信息更新換代的時代所淘汰。彼得·科斯洛夫斯基還認為，經濟與科學對幻想、想象力、形象思維能力及藝術創造能力都頗有興趣。而幻想、想象力、形象思維能力及藝術創造能力恰恰是文藝能夠培養和訓練出來的，因為文學和藝術本身就是幻想、想象力和形象思維的世界，並且文藝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的世界——它由作家藝術地創造出來，也啟迪讀者的智慧和點亮讀者的心靈。他還引述了包戴利的觀點，來證明藝術對幻想、想象力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包戴利認為：“幻想是以主觀邏輯關系構造世界現象的嘗試，它將主體的統一性引人無序的世界。想象力則是這樣一種能力，這種能力把外在世界與自己想象中存在的形象重新綜合，並推演出一種此前並不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形象。感受能力、想象力及想象欲望的強度與變動性，對構想無序事物及非存在事物的註意力，這些都可以通過人們自己的藝術行為及藝術磋商得到鍛煉、發展。藝術促發思維與感覺。它訓練想象力的遊戲，使人從感覺印象的無序中走出來，在以前不曾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創造一種新的形象”。其實包戴利的觀點早就由錫德尼表達過，錫德尼在《為詩辯護》中就認為詩與文學具有創造性，他認為一切學問，從天文、數學、邏輯、修辭到哲學、歷史，都是“以大自然的作為作為其主要對象”；它們只“記錄下大自然所采取的秩序”，“依靠它”，“遵循它”。“只有詩人，不屑為這種服從所束縛，為自己的創新氣魄所鼓舞，在其造出比自然所產生的更好的事物中，或者完全嶄新的、自然中所從來沒有的形象中……實際上，升入了另一種自然，因而他與自然攜手並進……而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黃道帶中遊行。自然從未以如此華麗的掛毯來裝飾大地，如種種詩人所曾作過的……自然的世界是銅的，而只有詩人才給予我們金的。”錫德尼筆下的“詩”泛指的就是文學，他的詩歌是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是真正體現人的創造精神的。錫德尼的觀點也告訴我們，在電子媒介時代，以意象化符號來表現生活與世界的文學和藝術在培養人的創造性能力方面，有著一般媒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價值。

不過，人的意象性構造世界的能力和創造性能力並不是空穴來風，不是無緣無故就得來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認為：“對人的想象力與幻想必須加以培訓。想象力與幻想不能完全被淺薄的圖像強占。電視畫面是無形體感的，它只觸動我們諸多感覺中的一種，即視覺。當媒體完全控制了兒童與成年人的想象力，以致他們不能再借助圖像進行創造性活動時，那麽，就會導致幻想與分析力萎縮的現象”。因此，在被電視圖像包圍的環境裏，青少年乃至成年人都應該主動地親近文學和藝術，並通過文學藝術這個具有意象美的想象力世界得到視覺文化和電視娛樂所難以企及的精神營養。

二、文藝能夠提供一個和諧的文化情境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對文化有一個很好的定義，他認為文化必然構成一種與主體的抉擇相關聯的情境、意義網絡。文化是個人與社會的歷史之網。它使個人抉擇的事件融入個人生活的歷史中，使生活的歷史融入一個充滿意義的更廣闊的歷史中。因此要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就需要一個和諧的文化情境。而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認為，屬於文化情境的主要有建築美學——藝術情境、繪畫、文學與音樂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