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點了一杯以龍舌蘭酒為基底的雞尾酒，杯子大得嚇人，名稱叫做“後燃器”。我一面啜飲著，一面和一名年輕女子攀談起來。她說她正在華沙大學寫博士論文：研究對像是波蘭詩人暨小說家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重點放在他的名作《阿加伊漢》（1834）以及其中探討的悲劇性主題。她認為波蘭浪漫主義作家亞當·米茨凱維奇在20世紀的名氣太大，以致克拉辛斯基備遭忽略，所以她從事這項研究的動機，就是希望讓她的同胞重新認識共產時期刻意抹滅的一項波蘭傳統。我問她為什麽人在機場，她說她到這裏是為了和一名來自迪拜的朋友見面，可是因為飛機誤點，可能要到早上過後才會抵達。她的朋友是個黎巴嫩裔的工程師，過去一年半以來每個月都會來倫敦一次，到瑪麗勒本的一家私人醫院接受喉癌治療。他每次到倫敦，就會邀請她和他一起到索菲特飯店頂樓的尊榮套房共度良宵。她坦承自己已和一家中介公司簽約，那家公司的總部設在海斯鎮。接著，她提及一段題外話，但和我們的談話內容也不是完全無關。她說，克拉辛斯基與曾經深受蕭邦愛慕的德爾菲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也有過一段三年的情事。

我在淩晨三點回到自己的房間，深深覺得人類是個奇特而且極易動情的物種，融合了野獸與天使於一身。黎明時分即將降落於希思羅機場的第一班飛機，這時正在俄羅斯西部上空。

過去，我們抵達一個地點之前總是有許多時間可以預做心理準備，心緒可隨著地理景觀的逐步變化而轉換：沙漠轉為灌木叢、莽原轉為草地。船只入港之後，接著卸載駱駝，入住一間窗外可望見海關大樓的房間，到汽船上交涉擺渡事宜。飛魚掠過船體邊，船員打著牌，空氣中滿是涼爽的氣息。

現在，一個旅客可能星期二在尼日利亞的阿布賈，星期三就到了希思羅機場新航站樓的衛星站入口。昨天中午還在阿布賈的伍瑟區伴著西非杜鵑鳥的啼聲享用油炸大蕉，今天早上8點已在一家科斯達咖啡分店旁的下機口看著機長關閉波音777客機的雙引擎。

盡管身體疲憊不堪，感官卻是活躍不已，不斷接收著周遭的一切——明亮的燈光、四面八方的標誌、光亮的地板、深淺不同的膚色、金屬般的聲響、五顏六色的廣告——所有感官經驗都極為鮮明，仿佛吃了藥，又像新生兒，或有如托爾斯泰一樣。突然間，家鄉仿佛是個完全陌生的地點，一切的細節都因為對比於個人剛見識過的他鄉景觀而顯得新奇無比。和奧布杜山丘上的黎明相比較，眼前這道晨光顯得多麽奇特；和大阿特拉斯山上的風聲比較起來，回蕩在機場裏的廣播聲響顯得多麽怪異；在盧薩卡街道市場的嘈雜聲響仍然縈繞於耳際的情況下，兩名女性地勤人員相互交談所使用的英語聽起來竟是那麽陌生（她們自己一定體會不到這種感覺）。

這種清澈無比的感受讓人迷戀，讓人不禁想要一再以異國的種種——例如突尼斯或海德拉巴的景像——對比於家鄉的一切，讓人永遠不想忘卻身旁的一切其實一點都不尋常。威斯巴登與洛陽的街道各不相同，我們的家鄉只是繽紛多元的世界的其中一員而已。

在航空發展的短暫歷史上，能夠滿足旅客期待的機場建築並不多，尤其“抵達”這項行為的重要性更是難以充分表達。過去，前往聖城的旅人一旦穿越了酷熱的謝費拉平原與盜匪充斥的猶大山丘之後，總是能夠獲得耶路撒冷以宏偉的雅法門鄭重歡迎。盡管現代少有機場懂得學習這個榜樣，第五航站樓卻勇於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