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自我認同”涉及兩個過程，一是現代性的“解放的政治”，它力圖將個體和群體從對其生活機遇有不良影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一面打破過去的枷鎖以塑造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另一方面力圖克服某些人人或群體支配另外一些個人或群體的非合法性統治。“解放意味著通過讓個體能夠在某種意義上擁有在其社會生活的環境中自由和獨立行動的能力，來把集體的生活組織起來。”[91]

二是晚期現代性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種由反思而調動起來的秩序，這就是晚期現代性的系統，它在個體與集體的層面上都已極端地改變了社會活動的存在性參量。在一種反思性秩序的環境中，它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政治，在那里這種反思性把自我和身體與全球范圍內的系統聯接在一起。”[92]

從現代性到晚期現代性，也就是從民族國家到全球化的過程。晚期現代性的特點之一，是“反思性”與“全球化”的聯結：

我們生活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反思性”的時代。反思性是各種信息持續不斷地流入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實際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們生活的時代，傳統和風俗越來越被消解，各種蜂擁而至的信息成為決定我們身份和我們該做什麽事的基礎。……原則上說，任何人都可以從相關的數據庫里輕易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這意味著我們被迫對我們自身的生活進行反思，並且不斷根據新的信息調整自己的生活。這種情況造成了個人認同的改變。個人認同是我們自己創造和必須擁有的東西，它不再像過去那樣經由過去來形塑，從某種程度上說，你必須決定你是誰，這是你自我認同的一部分。[93]

晚期現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的，它發生在跨越時空的抽象系統再生產的層次，而不僅僅是個體行動者對共同在場的互動情景的監控。遠距離外所發生的事變對近距離事件以及對自我的親密關係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普遍也越來越重要。“在一種當地性的以及全球化的范圍內，自我認同的敘述在與迅速變化著的社會生活情景的關係中被形塑、修正和被反思性地保存下來。

個體必須要以一種合理而連貫的方式把對未來的設想與過去的經驗聯結起來，以便能夠促使把被傳遞的經驗的差異性中所產生的信息與當地性的生活整合起來。只有當個體能夠發展出一種可信性時，這種整合才能獲得。”[94]作為一種“反思的成就”，晚期現代性的自我認同不但越來越成為一種積極建構過程，而且與全球化直接聯系起來。從而，自我認同遠非個體的種族/民族、國家/地區、性別/代際所能決定，“多元認同”包括“多元文化認同”。

如果說阿馬蒂亞·森強調了任何一種文化體系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具多元身份，因此文化認同並不必然導致衝突的話，那麽安東尼·吉登斯則論證了自我認同具有整合不同文化和全球經驗的意義，他們都說明，不同的文化認同並不必然產生衝突，自我認同可以在跨文化的意義上實現。

文化史表明，文化衝突激烈的時代，也是一種文化共同體將自己的文化理想化的時代，這是合理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顯示出一種文化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和面對威脅時對自我權利的張揚。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文化史同樣證明，如果我們更多地探索人與人之間的共性而不只是關注差異甚至人為地加大這種差異，那麽人與人之間更好地找到對話的基礎。只有文化間的相互寬容和承認，不同文化之間才能把自我相對化並容忍他者、學習異已，也才能豐富和提升自我。全球化的強勁展開，使得生活在不同民族/國家、不同地域、不同社群的人類已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學習、相互塑造的機會，人類共通的價值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類認知。如何使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全球流通有助於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有助於化解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全球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使命之一。

 [91]同上書，第250頁。

 [92]同上書，第251—252頁。

 [93][英]安東尼·吉登斯：《全球時代的民族國家——吉登斯講演錄》，郭忠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94][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趙旭方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