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俗的對話

盡管惡俗的對話如今是世界性的通病，但是它的老家在美國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了。對於一個其醫療證據顯示十個人中平均有一個人精神失常的國家來說，惡俗的對話是不足為怪的。而且在一個這樣的國家，它是如此看重巨大的噪音，以至要求你不得不扯著嗓子大喊大叫，還伴隨著誇大其辭，毫無精致、含蓄、智慧和機巧可言，在這樣的國家中，只要你還想和人交流，惡俗的對話幾乎就成了一種你必須額外承擔的義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快樂——人們很少有機會顯露自己，因此惡俗的對話可以讓他們獲得一點點自我感覺和對於權力的小小的幻想。可是這樣一來就真的成問題了，究竟是噪音導致惡俗高音量的對話，還是對話太惡俗了，以至不得不增加噪音來淹沒對話或完全阻止它。無論如何，殊途同歸，這也就是為什麼震耳欲聾的迪斯科音樂，雷蓋樂①以及諸如此類的音樂之所以流行的原因。當這類音樂正響著的時候，誰還有可能談話呢？而如果你不能談話，你就無法暴露你有多麼膚淺和簡單了。（見“惡俗的大學”）

① reggae，一種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牙買加的民間音樂，後與非洲、北美洲的流行音樂、搖滾樂結合。

美國人之所以比其他民族更喜歡相互打斷彼此的對話，很可能因為在一個生來平等的國家裏，人人都想在任何時候插入他們的意見。這樣當然就沒有誰再去聽別人說話了，最重要的是占地盤。同樣奇怪的是，也沒有誰真的指望有誰聽他們說話，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②曾在他的《被愛者》一書中，描述了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亞的他的英國同胞，其對於美國人的所見所聞真是豐富之極，尤其是那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弗朗西斯·辛斯利爵士是這樣說起他的鄰人的：“他們這些人是如此真誠和得體，就在你眼前，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卻根本不指望你去聽他們說話。永遠記住這一點，寶貝。”他很有把握地告訴他的一個英國朋友，“這是這個國家一種社會消遣的秘密。他們高談闊論全然是為了自娛。他們所說的一切沒有一樣是特意要讓別人聽到的。”某種真正的、合力完成的對話可能要算沃描述的在他聽了兩個無聊家夥的對話之後的反應了。他們的談話沒完沒了，漫無要點，還時時伴隨著來自他們自己的乏味的笑話和爽朗的笑聲。“至於我所喜愛的對話，”他說，“奇聞軼事應讓它盡可能自然而靈活地出現，笑話應讓它從發生、成形到幻象循序漸進——這幫人對此卻一竅不通。”

② 即Arthur St.John，1903—1966，英國小說家。

打斷（別人說話）的遊戲僅僅就是為了打斷，而很少是出於什麼特別的目的或與談話的主題相關的動機，據芭芭拉·愛倫萊徹觀察，這方面還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她發現，男人打斷女人的次數要比他們打斷別的男人的次數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斷男人或女人打斷女人多得多，盡管有了女權主義運動，她們還是靦腆得很，愛倫萊徹還發現，隨著先前的中心文化的解體與破裂，日益成為對話的一種妨礙，使得假定存在的談話者往往被擱淺在他們相互敵對的“興趣小組”之間，由此便產生了一個該和陌生人談些什麼的問題。當然，有關天氣的話題總是少不了的，不過正如愛倫萊徹所說，除非我們可以設計出“某些人人都能聽得明白、內容隨意和一些與城市相關的瑣碎談話的形式”，否則，隨意的日常對話必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種族或性別冒犯，或純粹的個人恩怨，或政治對立，或顧影自憐的私人陳述。某種由美國人發展起來的可以使對話始終保持溫和而不是那麼咄咄逼人的傳統，就是英國觀察家西蒙·霍加特所稱的“地理紐帶”。這將為精力充沛的談話提供動力，而又絲毫不觸及任何敏感的話題。霍加特示範如下：

組A：餵，各位老兄從哪兒來？

組B：我們是從俄亥俄州的代頓來的。

A：噢，是嗎？你知道，我丈夫埃弗雷特有個外甥——他前妻的，嗯——曾在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呆過。

B：真的，幾個月前我也去過辛辛那提！

談話就這樣繼續下去了，在一個像美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這種談話可以一連持續好幾個小時，當然會讓你過足了癮的。感謝上帝，如果沒有它，一個說話的人只須一小會兒就能弄清楚對方原來對於如下事物持一種罪惡的態度：

鯨魚

海豚

無家可歸者

人工流產

不同意將終身職位授予那些卓有成就的年輕大學老師

全國到處對待女人的可怕方式

這樣一來，進一步的談話就不可能了。正因如此，在惡俗的對話中，憤怒與嫉妒總是瀕臨爆發的邊緣。針對某些有力的但卻不表達出來的東西，似乎總會產生沒完沒了的激烈論爭，像挫折感——很有可能與美國夢以及上帝的承諾被無情地打破有關。生活中所顯露出來的那種持續不斷的失望是否是根本的原因呢？不管什麼原因，惡俗的對話很少觸及與自己無關的事物。它無休止地念叨看的無非是個人的欲望與妄想，而它產生的所有冒犯，不過就是一聲無言的對幫助的乞求。盡管感人，卻絲毫不減其枯燥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