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隨著爭論的展開，向著一種‘學科化’的文化研究的任何轉移，都會構成一種話語對規劃進行控制，而控制的概念在其中一開始就被理解為獨裁主義的，因而是以某種方式與文化研究對立的。倡導文化研究工作的這種開放性、鬆散性或未完成的特點，因而成了一種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的標誌。”[61]

所謂“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當然包括從現行學科體制中解放出來。所以，盡管對“文化研究是什麼”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但始終沒有出現準確的、可以達成共識的答案。可能是顧慮到這一點，1990年霍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明：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文化研究不是一個受管轄的學科領域？是不是人們只要自認為自身或將自身定位在文化研究的規劃和實踐當中，就可以隨便想幹嘛就幹嘛？我對這種提法也不滿意。盡管文化研究作為一個規劃項目是無限制的和開放的，但它並不是那種簡單的多元主義。

是的，它拒絕成為任何一種主導話語或元話語。是的，作為一個規劃項目它永遠向那些未知的、那些還不能命名的敞開大門。但是，它確實有某些進行連接的意圖；它確實與它所做的選擇有某種關聯。

它決定著文化研究是這種還是那種樣態。它不能只是隨便選擇在一種特定旗幟下開展的所有研究。它是一項嚴肅的事業或規劃，而且它嵌入到了那種有時被稱之為文化研究的“政治”層面。並不是說文化研究當中原來就內嵌了某種政治。但是在文化研究當中有某種至關重要的東西，在我認為或期待的某種意義上，未必就適用於其他許多非常重要的學術和批評實踐。[62]　　

沒有現成研究對象或問題的“同一性”，沒有學術化的理論精確性，把無數不相關的論題聯系起來的，只有兩個字：政治。就不同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話語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多種多樣的批判並探索變革的前景，這就是文化研究。關於文化研究在什麼意義上是政治，上面已有分析。我們這里要說的是，當霍爾把文化研究界定為政治時，同時也就表明它不但與任何學科無關，甚至也與學術無關。 

因此，在考察文化研究時，美國後現代理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提出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概念“後學科”（post-disciplinary）：“我並不特別關心文化研究最終采取什麼形式，甚至也不在乎是否會首先出現一種文化研究的官方學科。首先。這可能因為我不太相信各種學術計劃的改革，而且我認為一旦公開出現正常的討論或辯論，文化研究就一定能達到目的，至於采取什麼樣的框架則無關緊要。”[63]

詹姆遜以“這不是我的領域”為題，首先討論文化研究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比如與歷史學相比較，史學涉及的是檔案研究，文化研究注意的卻是群體/集體實踐；文化研究固然也“以文本為依據”，但其分析的是唾手可得的文本，檔案研究則要在各種癥候與片斷的基礎上進行重構。“新歷史主義”無疑是文化研究的競爭對手，但文化研究集中探討的是現在而非過去。文化研究之擺脫文化研究的關鍵一步在其具有社會學的面目，但前者是“依據文本”的研究，後者則是一個職業化的探討，也有人認為主流社會學忽視理論方面，無法認識文化和再現在社會關係中的構成作用。

傳播研究與文化研究交疊之處甚多，但其技術方面又使之與文化研究有別。文化研究有時被看作文化人類學，不過文化研究者的抱負卻是成為葛蘭西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而文化人類學只滿足於做“觀光遊客”或旅行家。如此等等，文化研究與上述每一個學科（還可以再加）都有聯系或交叉，卻總是在與它們的區分中表現出自己的不同凡響。因此，詹姆遜認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於對其他學科的不滿，針對的不僅是這些學科的內容，也是這些學科的局限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成了後學科。”[64]

[61][英]保羅·史密斯：《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2001），閻嘉譯，陶東風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62][英]斯圖爾特·霍爾：《文化研究及其理論遺產》（1990），孟登迎譯，《上海文化》2015年2月號第50頁。

[6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論“文化研究”》（1993），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頁。

[6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論“文化研究”》（1993），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