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夫金《歐洲夢-21世紀人類發展的新夢想》歐洲夢的普世化（下）

全球角色

身處以日益個人化為標誌的後現代，個人身份破碎成無數亞身份（sub-identity）和元身份（meta-identity）；重新融合進生物圈整體或許是唯一具有足夠涵蓋面的解毒劑，能夠保障個人不喪失他或她的一切支柱，避免解體成虛無。

某些後現代心靈的觀察家越來越關註在日益高密度的世界裏，個人身份喪失的問題。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College）的心理學教授肯尼思葛爾根（KennethJ.Gergen）註意到，如今的年輕人必須在高度密集的全球化文化裏探索自己的道路，各種相互競爭的要求從各個可能的方向湧入他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在他們試圖調和所有這些刺激、適應所有可能的聯系的努力中，年輕人不斷創造新的亞自我（sub-self）和元自我（meta-self）事實上就是把他們人格角色的片斷分配給每種新的關系，目的僅僅是為了同周邊所有的網絡保持聯系。他們所恐懼的就是被排斥。倘若說擁有財產、享受自主和排他性乃是美國夢的必要條件，那麽，擁有進入的途徑和融入群體就是新時代人們追求的目標。因為他們擔心可能喪失進入的途徑，年輕人把他們的註意力分散在越來越小的片斷上，僅僅是為了保持所有誘惑著他們的可能聯系。葛爾根警告道：

這一自我觀念的片斷化正與大量紊亂、斷裂的關系相對應。這些關系把我們拖往無數方向，鼓勵我們扮演多種多樣的角色，以至於具有可認識性格的真正自我的觀念從視野中退卻了。完全飽和的自我變得根本就不是自我。[29]

葛爾根為自我的分裂而擔憂，心理學家羅伯特李福頓（RobertJ.Lifton）卻對此更加心懷希望。他認為，多重人格是一種復制機制，它允許心靈進行調整，適應這個日益全球化的社會越來越高的密度。他相信，多重人格代表了意識更加成熟的狀態它允許個人生存在身邊的復雜和含混當中，並試圖在越來越彼此關聯的全球環境裏探索自己的道路[30]。

葛爾根和李福頓的看法都不無道理。後現代人格越來越片斷化、彈性化了。問題變成了：是否有方法讓後現代人格的極端個人化重新融入更加統一的全球整體呢？倘若不能如此，那麽就只會加重個人疏離感和存在的恐懼感在這個人們越來越彼此相聯但同時卻已越來越感到孤立的世界上，許多年輕人已經在體驗著這種感覺。根據凱塞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開展的一項題為新千年的兒童與媒介的調查，美國兒童如今平均每天花費五個半小時，每周七天，通過各種互動式電子媒介獲得消遣。八歲及以上的青少年甚至把更多的空閑時間花在電視、互聯網、電子遊戲和其他媒介上，平均每天六小時四十五分鐘。更讓人擔憂的是，調查發現多數兒童僅僅和電子媒介展開互動。年齡較大的兒童把多達95%的時間花在獨自看電視上，而兩到七歲之間的兒童獨自看電視的時間超過81%[31]。

克服可能伴隨電子媒介環境而來的個人孤獨感和疏離感，就必須有某種新的一體化使命，它具有改造人的強大力量。如今極度欠缺的是一種具有概括力的理由，解釋為什麽數十億人類應當越來越彼此相聯。為了什麽目的？更發達的商業、更高的政治參與度、更多的娛樂、獲得信息的途徑，抑或僅僅是好奇？上述所有理由，盡管不無道理，但似乎都不足以辯護為什麽60億人應當在全球化社會裏彼此相聯、相互交融。六十億個人聯合在一起，卻不能提供任何整體的一體化目的，這似乎是場人類精力的巨大浪費。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真正形而上目的的全球聯合會帶來人類意識狹隘化的風險，而非它的拓展。

令人高興的是，人類關聯性的提高正推動著人們意識到組成復雜、多樣世界的所有關系。年輕一代正開始把世界看成是有待於獲得進入途徑的各種關系的迷宮，而非等待著侵奪、占有的各種對象的倉庫。老一輩人更多地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財富，一心想要成就一番事業；但年輕一代卻更多把他們自己的生命看做是不斷變動的過程，在無數關系網絡中展開。在全球彼此關聯的時代，認為意識是固定、自足、自主的舊觀念正在為一種新的自我觀念所取代，即它是一個逐漸展開的故事，其線索和內容都完全視一個人進入某種關系時不同的性格和事件而定。葛爾根認為，當個人完全消失為一種關聯性的狀態時，我們就達到了進入後現代的過渡時期的最後階段。葛爾根的結論是，在全球關聯的時代，人們不再相信存在著獨立於他或她所身屬的關系的自我。因此，關系取代了西方歷史過去幾百年間占據著中心位置的個人化自我。[32]西方的意識觀念開始與亞洲的相類似，盡管它是通過了完全不同的旅途才抵達了如今的地步。

那麽，我們將怎樣運用最新發現的關系意識呢？巴菲爾德和其他思想家們認為，人類在自我發展歷程中已經成熟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即能夠做出個人的選擇，重新參與組成生物圈的無數關系。我們日益參與網絡，我們新發現一種進行多項任務、同時在平行的軌道上操作的能力，我們越來越意識到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相互依存關系，我們尋求關聯性和融入性，我們樂意接受矛盾的現實和多元文化的視角，我們過程定向的行為，這一切都使我們傾向於系統思維。倘若我們能夠把系統思維馴化成新的全球倫理，它承認並采取行動來阻止消極罪惡，並致力於協調構成地球生命維系力量的多種關系，我們就將能夠跨越這道界限，進入人類意識的第三個新階段。

旅途成功的關鍵將視重新參與的程度有多深而定。重新參與自然意味著即時性的親密關系，不受層層技術壁壘的阻礙。當巴菲爾德談論重新參與的時候，他想到的是：基於深層交流的精神，個人向他者伸出雙手。這種關系無法在虛擬現實環境裏的遠程條件下達到。倘若我們僅僅是拓寬我們的聯系面，但在這過程中卻變得越來越孤單、隔絕這個世界裏，每個人都給其他所有人發電子郵件，卻極少彼此接觸對方的存在關系會變得虛幻化，而我們的自我觀念會變得虛妄、有消解的風險。重新參與、真正向他人伸出雙手，要求的是真實在場。一個人不能同時既超脫又同情。

新的全球化技術的確壓縮了時空，把人類家庭帶進更緊密的互相依賴的關系網絡之中。我們開始更多地意識到許多組成我們身處的大系統的紐帶。但倘若這種意識沒有和親密、面對面地重新參與自然之間形成平衡，我們進入新意識階段的旅行就將流產。我們的關系化的自我將只不過是具有技術的本性，而非真正的人性，僅僅是先前將死本能當成拜物偶像的旅程的延續。只有真正鮮活的生命才能重新點燃生本能，而鮮活的生命意味著深深地參與身邊其他的生命。

因此，只要我們選擇與自然世界疏離，不遺余力地扼殺我們的環境，以浪費般的放縱和誇耀來侵占它、消耗它，那麽我們自己的生命就都依然被掌握在死亡文化中。每從事一次破壞性的活動，我們就被提醒起一次自己的死亡。倘若被死亡所環繞、被死亡的念頭所消耗，我們還怎樣體驗生命呢？通過選擇重新深度參與自然，通過監護滋養生命的許多關系，我們就在身邊建立起了肯定生命的環境。通過每一次同情的經驗，我們都不斷被提醒起生命的內在價值。

美國夢和歐洲夢

盡管這一切可能聽上去都有點神秘、虛幻，但是，在人們夢想他們希望度過並參與怎樣的生活、為此展開行動的真實世界裏，對個人、人類家庭和地球而言，在死本能和生本能之間的抉擇都會帶來真實、深遠的後果。

很大程度上，美國夢深陷於死本能之中。我們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自主。我們過度消費，縱容每種欲望，浪費地球的豐饒。我們鼓勵不受限制的經濟增長，強者受獎賞，弱者被邊緣化。我們滿心要保護自身利益，並組建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機器，以獲取我們想要並相信是分內應有的東西。我們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選民，因此有資格獲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額的地球財富。可悲的是，我們的自身利益正緩慢蛻變成純粹的自私自利。我們變成了死亡文化。

我所說的死亡文化是什麽意思？很簡單。沒有一個人、尤其是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夠否認我們是全世界最貪婪的消費者。但是我們忘記了，消費和死亡是深深糾葛著的。消費（consumption）一詞可以回溯到14世紀，並有英、法兩種語言的詞根。動詞消費的原意是去毀滅、掠奪、征服、耗盡。這個詞浸透著暴力，直到20世紀還只有負面的內涵。別忘了，直到20世紀初，醫學界和公眾都還把肺結核稱作consumption。僅僅是在20世紀廣告人手裏，消費才變成了積極的字眼，他們開始把消費等同於選擇。到了20世紀最後的25年，至少在美國，消費者的選擇開始取代代議制民主，成為人類自由的終極表述，這反映出它新的神聖地位。

如今，美國人消費了多達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還有數額驚人的其他地球資源，盡管我們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5%。我們正迅速地消費著地球剩余的寶藏，來填滿我們幾乎無厭的個人貪欲。在我們強迫性倘若不說是病態的行為背後，是一種通過殺戮、消耗身邊的一切來生存、發達的瘋狂願望。文化史學家伊利亞斯卡內蒂（EliasCanetti）曾經說過，我們每個人都是遍野屍骸上的國王。[33]倘若我們美國人能夠稍稍停步，反思一下我們這輩子為了保持我們揮霍的生活方式，每個人占用、消耗了多少生物，多少地球資源和物質，那麽，這個純粹的數字就足以讓我們為這場屠殺感到驚駭了。難怪全世界有這麽多人關註美國放縱的消費，把我們看做死亡文化。

但是，難道我們不過如此嗎？某些美國經驗的批評家會認為，對這個問題沒別的可說的了。美國就是變成了這副樣子。但他們錯了。美國經驗還有另外一面。我們向新來者敞開大門。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生命裏的第二次機會。我們支持失敗者，贊美那些克服了生活中的厄運，成就一番事業的人。我們相信每個人歸根結底都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我們每個人都為自己承擔責任。正是我們個人主義的這一面，如今依然是我們救贖的慈悲。倘若我們個人責任感能夠祛除死本能，改為生本能服務，美國或許將再一次成為世界的領路人。

人類家庭未竟的事業就是把責任的個人倫理應用於更廣泛的生命共同體，它組成了有生命的地球。從最終分析來看，倘若要發生任何真正的轉變，對我們人類同胞、生物同胞和我們共同的生物圈的承諾應當發自個人內心，也應當進行集體的立法。只有在每個人都感到具有個人責任的世界裏，倫理才能取得勝利。倘若我們美國人能夠調整內心深處的個人責任感的方向，從個人的物質攫取這一較狹隘的目標，轉向推進全球倫理這一更加慷慨的奉獻，那麽，我們還有可能重新塑造美國夢，使它跟上正在出現的歐洲夢的步調。

這種轉向在美國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美國人裏已經有可觀的少數派響應了我們所說的普遍倫理。他們以符合新的全球意識的方式，在他們的消費者行為、工作場所和社區裏履行個人責任和義務。他們支持拓展普遍人權和保護自然權利的提案，並做出自覺決定，不參與可能導致消極罪惡的活動，不論是對汽車的選擇、飲食的偏好還是購買股票和債券。他們已經變成了全球公民。

但是，那些個人責任感幾乎從不超越自我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多數美國人又怎樣呢？他們怎樣才能突破到另一邊，開始全球性思維，地方化行動呢？

令人驚訝的是，最大的希望或許來自美國宗教團體。在神學家、傳統教派、新教教派、天主教會和猶太教之間，圍繞對《創世紀》裏創世故事的闡釋展開了一場大爭論。主題就是《聖經》裏上帝對亞當和夏娃說的一段話：要生養眾多，遍布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34]。

在基督教歷史的多數時間，管理（dominion）的觀念都被用來為無情地脫離、掠奪自然世界而辯護。如今，新一代宗教學者和越來越多的信徒開始重新定義管理的含義。他們提出，自從上帝創造天地以來，所有的造物便都被灌輸了內在價值。上帝也給了他的造物以目的和秩序。因此，當人類試圖削弱自然的內在價值，或者支配、改變它的目的和秩序以適應他們的自我利益時，他們就是在傲慢自專、反抗上帝。

管理的觀念如今被重新定義為托管（stewardship）。人類如今扮演著上帝在地球上的看守者，滋養而非掠奪、毀滅他的造物。在新的宗教事務秩序裏，人們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與之分離。我們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因此依賴著其他所有構成上帝塵世王國的生命體和非生命體。同時，因為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我們就有特殊的責任扮演他的塵世代理人，照料他的造物。

按照基督末世論，每個人都被賦予了自由意誌。一個人可以運用自由意誌，通過接受基督為吾主而獲得救贖。然而，倘若一個人做出這樣的選擇，他就被要求照料上帝的花園。我們這裏看到了基督教版本的巴菲爾德所謂意識的第三階段即，每個人都被召喚，做出具有自我意識的抉擇，接受基督，並藉此參與和上帝造物整體的深層聯合。

盡管對《創世紀》的新闡釋在全美宗教團體間正不斷贏得支持，但它還沒有成為美國宗教生活的中心。然而，倘若這種情況出現，無數美國人就可能發現自己置身於向新的全球意識過渡的關鍵點。對受難基督的無條件的愛將包括進對他的造物的無條件的愛這是個潛在的強大的新宗教故事，它能把信仰者帶進對地球及其所有居民的嶄新承諾之中來。然而，我會警覺到，從雄辯地重新闡釋創世紀故事，到千百萬美國人做出積極個人承諾，遵照反映出阻止消極罪惡、為了生物圈的利益而行動的道德責任感的方式度過此生之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認為美國夢將經歷真正的轉型、導致全球倫理的出現，這還為時過早。

相反，歐洲夢具備一切正確的特征，足以宣稱自己占據了向人類歷史第三階段進發的路途中有利的道德位置。歐洲人已經制定了通往新的應許之地的一張展望性路線圖，它致力於重新肯定生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在這個方面，我毫不懷疑歐洲人的真誠性，至少是在精英階層、受過良好教育者以及作為一體化歐洲表率的中產階級年輕一代之間。我認識的歐洲人的確有一個夢想。他們想要生活在每個人都被包容、沒有人被遺忘在路邊的世界裏。根據佩尤2003年展開的調查，每個歐洲國家裏都有可靠的多數人聲稱，他們相信，與保證個人不受政府幹涉、自由地追求目標相比，政府更重要的使命是保證沒有人生活匱乏[35]。在世界上所有富裕國家的國民中，只有美國人多數58%聲稱，他們更加關心不受政府幹涉追求目標的個人自由。但只有34%的人說，更重要的是政府采取積極態度，保證沒有人生活匱乏[36]。相似的是，當涉及向貧困的他國增加援助時，2002年開展的蓋洛普調查報告說，幾乎70%的歐洲人相信，應該向貧困國家增加經濟援助，而幾乎一半的美國人相信，富國已經給得太多了[37]。

歐洲人同樣想要與全球聯系，但不喪失他們的文化身份和鄉土感。他們在關聯而非自主中發現了自由。他們尋求在此時此地擁有良好的生活質量，這對他們來說也意味著和地球建立起可持續的關系，保護後來者的利益。80%的歐洲人說，他們生活幸福；而當問到他們相信20世紀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麽的時候，在11項遺產的清單上，58%的歐洲人選擇生活質量作為僅次於自由的項目。同時，69%的歐洲公民相信，環境保護是迫在眉睫的使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對環境感到焦慮。更有意思的是，56%的歐洲人說：倘若我們要阻止環境進一步惡化，就有必要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和發展方式。[38]這使他們成為全球各國人民中，對可持續發展的最熱情的支持者。

歐洲人工作是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為了工作。盡管工作對他們的生活至關重要，但卻不足以定義他們的存在。歐洲人把深度遊戲、社會資本和社會凝聚力都置於職業之上。當問到：對他們來說，哪些價值觀是極端或非常重要的時候，95%的歐洲人把幫助他人放在了優先考慮的項目之首。92%的人說，按照人們本來面目尊重他們是極端或非常重要的；84%說，他們十分重視從事於創造更好的社會；79%重視為個人發展投入更多的時間和努力；而只有不到一半（49%）的人說，掙一大堆錢是極端或非常重要的這就把經濟成功定位在了調查列出的八種價值之末[39]。

歐洲人支持普遍人權和自然權利，並願意服從強制性法規。他們想要生活在和平、和諧的世界裏；並且對多數人來說，他們支持推進這一目標的外交政策和環境政策。

但我不能肯定的是，歐洲夢究竟有多強烈。歐洲對文化多樣性以及和平共處的承諾是否足以承擔恐怖主義襲擊，就像我們在911或西班牙人在311所經歷的那樣呢？倘若世界經濟陷入持續深度低迷、甚至是全球蕭條的話，歐洲人是否還能忠於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原則呢？倘若他們面對社會動蕩、街頭暴亂，歐洲人是否依然有耐心繼續支持開放、過程定向式的多層治理呢？這些嚴峻的挑戰將檢驗一個民族的勇氣，以及他們夢想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不論其他人怎樣看待美國，美國夢經受住了考驗，不論時局順利抑或艱難。哪怕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都從未喪失對自己夢想的希望直到最近。歐洲人對他們新生的夢想，是否同樣能這麽說呢？

最後就是個人責任的問題，這是美國的強項、歐洲的軟肋。歐洲能夠嘗試為它的夢想立法。它可以提出議案、簽署全球協議、建立特種部隊、設定基準。其中不少已經在進行了。這並沒有錯。它是歐洲承諾實現自己新夢想的標誌。但是，倘若個人的責任和義務感不夠深刻、強烈，無法經受將不可避免伴隨這段新旅程而來的風暴，那麽，盡管有這些立法、執行舉措和思想支持，歐洲夢仍將失敗。

在歐洲和美國工作、生活了近20年之後，我最關心的就是：歐洲人的希望感是否足以完成維持對未來的嶄新設想的使命。夢想要求樂觀主義，即能夠實現希望的感覺。美國人洋溢著希望和樂觀主義，而歐洲人作為民族來說卻較為遜色。不過，他們對新聯盟還是抱有謹慎的希望。而民意調查表明，年輕一代的樂觀主義是有分寸的。或許這就是我們能夠或應該期待的全部。作為美國精神特點的未經權衡的樂觀主義並不總是給我們帶來好的結果。在一個全球危機日增的世界裏，根據對風險的現實主義評估進行權衡的有分寸的熱情，或許會更加得當。但歐洲人格裏也有一道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懸崖在多少次蹩腳的政治、社會試驗，多少世紀以來歷史上多少次屠殺之後，我猜想，這不難理解。失敗能使希望破滅。但它們也能使一個民族更加強大、更富韌性、更加明智。對歐洲人來說，克服犬儒主義就像我們美國人克服幼稚的樂觀主義一樣困難、充滿挑戰。但不論一個夢想多麽具有魅力，它在悲觀主義、犬儒主義籠罩的氛圍裏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冒著同時激怒大西洋兩岸的危險，我要說：或許雙方有可分享的教訓。我們美國人或許會願意對人類同胞和我們居住的地球承擔更多的集體責任感。我們的歐洲朋友或許會願意對他們在世界上個人的行為承擔更多的個人責任感。我們美國人或許會在處世態度上更加謹慎、有分寸，而歐洲或許會在他們的處世態度上變得更加充滿希望和樂觀。通過分享兩種夢想的長處，我們或許會處在更有利的位置，共同踏上通往人類意識第三階段的旅途。

時局多艱。世界的許多地區都正陷入黑暗，許多人喪失了明確的方向。歐洲夢是紛擾世界中的一道光芒。它呼喚我們進入包容性、多樣性、生活質量、深度遊戲、可持續性、普遍人權、自然權利和全球和平的新紀元。我們美國人過去常說，美國夢值得為它而死。新的歐洲夢值得為它而生。

註釋

[1]原文作：OrganizationofAfricanStates(OAS)；經查，並無這一組織。疑為OrganizationofAmericanStates(OAS；美洲國家組織)或OrganizationofAfricanUnity(OAU；非洲統一組織)之誤。譯者

[2].July2003.

[3]Ibid.

[4]又稱《巴厘宣言》或《巴厘第一協約》。譯者

[5]Chalermpalanupap,Termsak.TowardsanEastAsianCommunity:TheJourneyHasBegun.EastAsiaVisionGroupReport,.

[6]Ibid.

[7]TowardsanEastAsianCommunity:RegionofPeace,ProsperityandProgress.EastAsianVisionGroupReport,.

[8].

[9].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