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歐洲已經變成了新的山巔之城。世界正矚目於這項跨國治理的宏偉新實驗，希望它能夠提供某些迫切需要的指導，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裏，人類將走向何方。強調包容性、多樣性、生活質量、可持續性、深度遊戲、普遍人權、自然權利以及和平的歐洲夢，對於渴求既與全球聯系又同時植根鄉土的一代人來說，吸引力與日俱增。

盡管斷言歐洲合眾國最終將如何成功還為時過早，但我認為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個時空迅速消失、身份認同日益多重化和全球化的時代裏，未來25年內將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自行其是。歐洲國家率先認識到世界正變得彼此倚賴的現實，並遵照它行事。其他國家將跟隨其後。

出口歐盟模式

世界各個地區都開始采取步驟，建立自由貿易區和跨國政治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南美共同市場、美洲國家組織（OAS）[1]，它們都在試圖初步建立跨國政治模型，協調它們的市場，並在發展地區規模經濟中贏得某些全球優勢。

在所有這些試驗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最不可能發展成為完全政治聯盟的，至少達不到歐盟的那種層次。美國比它的兩個貿易夥伴加拿大和墨西哥強大太多，因此不可能建立任何近似於相對平等的參與者之間的夥伴關系。美國的GDP差不多是加拿大和墨西哥GDP總和的8倍[2]。設想一個地區政治聯盟可能出現的唯一途徑，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變成美國第五十一、五十二個州；這一前景雖然遙遠，但並非完全不可能。盡管加拿大人的情感和歐洲的聯系遠比和美國要親密得多，但在這個地區化的世界裏，經濟需要或許能夠迫使加拿大越來越多地放棄主權，成為美國的延伸。也有一種可能是加拿大逐漸加入歐盟。畢竟，雖然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也不與美國接壤，但它們同樣加入了合眾國。盡管墨西哥比美國窮得多它排名為全球第十大經濟強國但也有可能被美國吸納，因為未來的半個世紀裏，墨西哥移民將把美國的許多地區變成西班牙文化離散地，進一步模糊兩國之間的界限[3]。

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被美國吸納，創造事實上的超級國家，這將只會讓美國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更加成為異數，因為其他國家正在匯聚或放棄它們的許多主權，成為跨國地區政治組織的一部分。更可能發生的是，北美三國將進一步走向自由貿易區，但是還達不到創造超級國家或跨國政治空間的地步。

在一個民族國家模式不足以適應全球商業和文化力量的世界上，中國和印度面臨著更大的阻礙。在一個交叉身份認同和忠誠正推動人們進入更加靈活的便利網絡的世界上，這兩個民族國家中的任何一個都能夠有效地包容、管理10多億人，每人都受到單一民族身份的庇護這種觀念是難以令人理解的。

更加可能追隨歐盟腳步的地區是東亞共同體。35年來，這個地區都在半認真地考慮亞洲版的歐盟理念。1967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建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目標是推進地區經濟及社會合作，提供通過外部幹涉獲得集體安全的手段。

1976年，東盟成員國簽署了《東南亞國家聯盟協調一致宣言》[4]，承諾各成員國初步建立和平、自由、中立的區域[5]。各方同意不幹涉他國內部事務，並準備建立部長級高層會議，調停成員國之間的糾紛，提議解決沖突的手段。

文萊達魯薩蘭國於1984年加入東盟；隨後就是越南，1995年。老撾和緬甸於1997年加入聯盟，柬埔寨是1999年，這樣，10個東南亞國家都歸入了東盟麾下[6]。

1998年，東盟10國與中、日、韓共同建立了東亞展望小組（EAVG）。2001年，東亞展望小組提交了一份報告：《走向東亞共同體：一個和平、繁榮和進步的地區》。展望小組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倘若它們得以實施，就會鋪平通向亞洲版歐盟的道路。核心的提議分為六類：經濟合作，金融合作，政治和安全合作，環境合作，社會和文化合作，以及制度合作。

報告作者呼籲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推動發展，提高簽字國之間的技術合作；在整個地區實現知識經濟；建立和加強處理威脅本地區和平問題的機制；在尊重各國政治問題的前提下，拓展政治合作；加強東亞在國際事務中的聲音；將地區內部及全球層面上的多邊環境合作制度化；制定減輕貧困的計劃；采納為更多的人提供基本衛生服務的計劃；實施全面的人力資源發展計劃，集中推進基本教育、技能訓練和社團建設；提高地區身份認同及意識；在保存和提高東亞藝術文化的項目上合作[7]。

報告註意到，過去，政治的競爭、歷史的敵意、文化的差異和意識形態的沖突給東亞各國間的合作設下了障礙。[8]另一方面，報告也觀察到，東亞各國在地理上毗鄰，分享著許多共同的歷史經驗、類似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觀。[9]報告作者說，他們展望東亞經濟循序漸進地一體化，最終通向東亞經濟共同體[10]。

東亞經濟共同體將成為世界舞臺上令人生畏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東亞諸國（包括中、日、韓）總陸地面積比美國大50%。它的GDP將接近歐盟和美國的GDP。東亞貿易總額已經超過了美國，但只達到歐盟的40%[11]。憑借它的20億人口總數，它將代表人類的1/3。

東南亞國家組成亞洲版的歐盟，不論中、日、韓是否參加，這一可能性有多大呢？以亞洲發展銀行為例，它認為這種前景非常可能，因此在2002年準備並發布了一篇報告，探討東盟發行共同貨幣的成本和好處。報告結論說：盡管對東盟采用共同貨幣的種種制約非常強大，但以本地區共同貨幣為長期目標將是值得認真考慮的；特別是因為，倘若用最佳貨幣區域的標準來衡量，這個地區正如《馬斯特裏赫特條約》之前的歐洲一樣適宜采納共同貨幣制。[12]

2003年末，東盟發現自己身處歷史的緊要關頭。它們已經走在了通往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路上，而各成員國如今又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討論，圍繞著到2020年建立類似於歐盟的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前景而展開[13]。完全共同市場將意味著地區內貿易的自由流動以及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性。接下來很可能發生的，就是在更大的跨國聯盟內部，進行更加密切的政治合作，匯聚各國主權利益。

沒有人懷疑亞洲國家匯聚它們經濟利益的商業優勢。但問題依然是：在純粹的金錢利益之外，是否還有足夠強大的共同紐帶，證明長遠而言更加一體化的政治夥伴關系是可行的。盡管在過去2，000余年裏，歐洲充滿了國家之間、政府之間的沖突，歐洲人至少還分享了某些共同的哲學、神學和文化紐帶，包括希臘科學、羅馬法、基督教、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啟蒙主義科學，還有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

2003年秋，我參加了韓國首爾的一次會議，與會者有來自全亞洲的政府部長、商業領導人、學者和民間組織，主題是怎樣才能最好地創建類似於歐盟的亞洲聯盟。贊助組織東亞共同空間是推進亞洲跨國統治實體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我向這個協會的某些執行委員提出了共同體的問題。日本前外相柿澤弘治指出，道家、儒家和佛教在東亞的歷史影響為統一亞洲人民提供了共同的哲學、神學和文化語境，並且由於亞洲人共享的世界觀，在許多方面，他們甚至具備了比歐洲人更好的基礎，能夠發展包容性、多樣性、可持續性、生活質量、深度遊戲以及和平的歐洲夢。

理查德尼斯貝特曾就亞洲人和西方人的想法有何不同的問題寫過一部見解深刻的著作：《思想的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他對亞洲思想的描述讓人相信，亞洲民族和國家或許比歐洲人更適合創造網絡治理、跨國空間和全球意識。

尼斯貝特指出，西方思想更多地把世界看成孤立的客體，而東方思想更多把世界看做是存在於整體語境之內的關系。西方思想註重個人，東方思想註重集體。在東方，個人身份無法脫離與自身所從屬的集體的關系。哲學家亨利羅斯蒙特（HenryRosemount）寫道，在儒家思想裏，沒有我能夠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據和其他具體個人的關系而扮演的各種角色的總和就集體而言，他們為我們每個人都編織了一幅獨特的個人身份圖案，因此，倘若我的某些角色改變，其他人的角色也必然會改變，從而實實在在地把我變成另一個人。[14]

東方思想同樣適合理解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西方思想，特別是美國思想，是迥然不同的。我們傾向於用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付出行動來解決或克服各種矛盾，相信它們阻礙了純粹的知識和進步。尼斯貝特註意到，東方思想采取的是這種觀點，即：若要理解和鑒賞某種事物狀態，就需要經驗它的反面。[15]在這種秩序下，整體存在於相反力量之間的關系中。它們共同互相完善。

儒家、道家和佛教都強調整體而非部分我們西方人稱之為系統觀點。所有這三種方向，尼斯貝特說，都關心和諧、完整和萬物的相互影響。[16]每個事件都與一切其他事件相聯系，這種觀點使得亞洲思想更加關註現象之間的聯系，而非孤立的現象。

據尼斯貝特說，對關系的持續關註同樣使得亞洲人對感情更加敏感。美國家長註重客體，教育他們的孩子從侵占、攫取和財產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一種彼我對立的思維方式。亞洲家長用更多時間陪伴孩子，註重感情和社會關系，幫助孩子們期待與其他人進行互動他們或許不得不和這些人一起協調自己的行為[17]。

毫不奇怪的是，由於他們更強烈的整體化傾向，亞洲人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啟蒙主義科學的基礎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類面貌的觀念，而據政治學家武者小路公秀所說，東方的方式是拋棄人類可以操縱環境的想法；相反，假定他要根據環境調整自身[18]。在實踐中，亞洲人已經和西方人一樣擅長為了短期商業目的而操縱、毀滅環境。然而區別在於，西方對自然的掠奪是啟蒙主義世界觀的重要部分，而在東方，目前給環境帶來危害的政策至少是和亞洲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格格不入的。

由於亞洲人執著於關系，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對了解道的興趣勝過了發現真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知道如何同他者發生聯系，而非知道如何獲取他者。如果道聽起來可疑地近似於懷特海的過程哲學，那麽它的確如此。

由於他們對和諧關系及整體福利的強調，亞洲人更可能強調集體的成功，而非個人的私利。的確，尼斯貝特提醒我們，在中國沒有個人主義一詞。最接近的詞就是自私了[19]。

試著想像一下，亞洲思想怎樣才能把握美國夢的精義，強調個人、自我進步、自主和排他的吧。尼斯貝特用這種方式總結了亞洲人的思維模式和西方人的思維模式之間的差異：

東亞人生活在個人是更大的整體之部分的互相依賴的世界裏；西方人生活在個人是單一自由行動者的世界裏。東方人重視成功和業績（就它們好的意義而言），因為它們也顯示在他們所從屬的群體上；西方人重視這些東西，因為它們是個人優點的徽章。[20]

乍看之下，亞洲的思想傾向似乎天衣無縫地適合於網絡式的世界和全球化社會：它強調關系、包容性、共識、和諧以及全面思考。很大程度上，這種共同的思想框架也可能很好地服務於亞洲社會，在日益彼此連接、彼此依靠的世界上，幫助它們探求建立跨國政治空間。但另一方面或許這只是我的西方偏見吧亞洲思想中對個人的區別性特征強調似乎不足，而後者卻能夠使每一個人體會到深深的個人責任感，要在新世界開拓自己的道路。亞洲方式往往不能容許釋放個人。倘若自我沒有全部為集體犧牲，那麽，至少為了增進集體的福利，它常常壓抑自己發揮全部潛能。如果美國的思想傾向過於個人主義、達爾文主義的話，那麽亞洲思想也應該同樣受到批評，因為它過度傾向於集體思維。兩種思想的任何一種都並非完美地適合於這個彼此聯結的世界。新技術是分散化、民主化的，但同時又是全球聯合的，因此它們同時滋長了極端個人化和極端一體化。創造新的人類前景，把兩種似乎矛盾的力量共同帶進新的合題式關系，這是使接下來的時代成為人類歷史轉型期的關鍵。

我個人相信，在美國的極端個人化與亞洲的極端集體主義之間，歐洲處在最佳的平衡點，並將帶領我們走向未來。歐洲人的感受力能夠同時容納個人精神和集體責任。就歐洲的理想能夠融合美國人和亞洲人不同世界觀的最優秀的特質而言，它的夢想將成為東西方共同渴望的理想。

消極罪惡（Cold Evil）和普遍倫理

建設全球意識要求一個完整的人格，能夠在全球競技場上把個人自由意誌和集體責任感結合起來。接受他人的人性乃是深度的個人行為。它要求每個人認可他者。盡管集體有助於調節個人行為並使它的成員傾向於具有同情心，但這種感情本身必須發自個人，而非集體。集體責任能夠插手的地方就是保證普遍人權、建立行為準則和執行規則，以確保服從、懲罰越軌者。

那麽，歐洲夢如何才能真正變成普世夢想呢？它將必須結合一種新的行為準則，允許個人完全理解他或她的個人行為和選擇是如何激起千層漣漪、影響世界其他部分的。只有當個人道德和倫理也同樣普遍化時，普遍人權才能成功。

歐洲夢已經開始推進普遍道德的事業，但還只是試探性的。在一個後現代世界裏，元敘述總被報以懷疑，而任何普遍道德的言論都可能遭遇到緊張的恐懼感。畢竟，後現代主義是對啟蒙主義萬用模型觀點的反動，不論那種模型是某種特定神學還是意識形態。但普遍人權不也是元敘述嗎？在人權之前冠以普遍一詞顯然蘊含著這種意味。權利不能不伴隨著行為準則而存在。所以，倘若權利是普遍的，那麽也就得有種普遍道德準則來與之相伴。

至少在西方，我們現有道德觀念的問題是：它們過於線性和地方化，無法調節往往具有深遠影響、本質上系統化的行為。西方道德來自十誡、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它們都屬於我們可以稱作是內在、可證實、因果性的道德。謀殺、搶劫、偽證和通奸，這些都是由個人或群體對其他個人或群體犯下的容易界定的行為。此類行為相對容易追查責任。這些例子就是我們所謂的積極罪惡（hotevil）。

但是，在聯系日益緊密、全球化的社會裏，每個人的行為都影響到其他所有人，這就出現了一種新型的道德，人們可以稱之為消極罪惡（Cold Evil）（罪惡一詞具有宗教和世俗的雙重意義，是用來表達不道德行為的概念）。消極罪惡是這樣一類行為，其效果距離導致它們的舉動如此遙遠，以至於人們察覺不到其中的因果聯系，感覺不到做錯事的罪惡感，不會實施集體責任來處罰越軌的行為。

舉例說，數百萬的美國人駕駛SUV（運動型多功能車）。駕駛這類車比其他車型每英裏消耗的汽油要多得多，因此向大氣釋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增加全球變暖的風險。盡管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能夠意識到駕駛SUV和全球變暖之間的關系，絕大多數美國人卻並不知道、也不關心。盡管他們可能看到電視新聞報道，把創紀錄的降雨、沿海洪水、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歸結於全球變暖的影響，但他們不大可能把自己駕駛一輛SUV和其他某個地方發生的不幸聯系起來。並且，即便他們的確猜測到某種因果聯系，他們也不大可能會像另一種情況下那樣例如說，他們在狂風暴雨裏的某個海岸地區魯莽地駕駛著自己的SUV，撞在另一輛車上，導致駕駛者和乘客的死亡感到同樣深刻的悔恨和罪惡。

或者另舉一例。數百萬的歐洲和美國年輕人穿耐克這類名牌運動鞋，卻沒有料想到這些鞋可能是在越南某個血汗工廠裏制造的，那裏的童工在最嚴酷的工作條件下受到剝削。倘若他們被告知這些狀況，他們是否會在明知自己加深了另一個半球受剝削兒童的不幸的情況下，依然購買這些鞋呢？

發達工業國家裏，成千上萬條件優越的消費者享受著高肉類的飲食，從沒料想過他們對食物的選擇和第三世界日益加深的貧困之間的關系。如今，世界谷物生產的36%被用作牲畜飼料。在發展中國家，自1950年以來，供動物消耗的谷類生產比例已經增加了三倍，現已超過了谷物總產量的21%。在墨西哥，45%的谷物是牲畜飼料，在埃及是31%，在泰國是30%，在中國是26%[21]。悲劇性的是，全世界80%的饑餓兒童所生活的國家實際上都有食物盈余，其中多數都以飼料的形式餵養給了牲畜，而後者隨即又僅僅被世界上那些條件優越的消費者所消耗。記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一英畝土地種植谷物和用於肉類生產相比，帶來的蛋白質是後者的2到10倍；豆類（豆、豌豆、小扁豆）帶來的蛋白質是10到20倍；綠葉蔬菜，則是15倍[22]。

從食物到飼料的轉變給人類帶來的後果，在1984年的埃塞俄比亞戲劇性地表現了出來，當時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死於饑饉。公眾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時刻，埃塞俄比亞某些最好的耕地卻正用於生產亞麻籽餅、棉花籽餅和葡萄籽飼料，供歐洲國家餵養牲畜用。

目前食物生產體系的吊詭之處在於，第一世界的千百萬富裕消費者正越來越多地死於富貴病心臟病、中風、糖尿病和癌癥原因是過度饕餮谷物餵養的高脂肪牛肉和其他肉類；而第三世界的窮人卻死於貧困病，原因是無法享有為他們家庭種植食用谷物的土地。每年全世界有2，000余萬人死於和饑餓相關的疾病。

在歐美和日本，少有人知道食物、飼料和世界的饑饉之間的任何關系。但是倘若他們知道，他們是否會受到良心的驅策，吃得更接近全球食物鏈的低端，更偏向於食用蔬菜，把更多的耕地解放出來、種植食用谷物而非飼料谷物呢？

如果我們聽說隔壁的鄰居在讓他們的孩子挨餓，一定會感到很憤怒。執法者將以忽視、虐待兒童為名逮捕這樣的家長。這是積極罪惡。但是，倘若我們知道自己的飲食選擇至少部分幫助維持了以窮人為代價的精英化全球食物鏈，導致全世界千百萬人的饑饉和死亡的話，我們是否能夠產生同樣的憤怒感，或是覺得良心有罪？換言之，消極罪惡是否會像積極罪惡一樣促使我們帶著同樣的道德激情和熱忱而行動？

最近，美國的宗教團體廣泛地聯合起來，發動一場公共教育戰役，譴責美國對燃油揮霍性的使用，並將矛頭指向SUV擁有者。這場戰役的宣傳材料挑釁地問道：耶穌會開什麽車？宗教團體發起者之一指責雪佛蘭和其他汽車制造商鼓勵人們購買毒害上帝造物的汽車[23]。另一位宗教發言人問：我怎樣才能像愛自己一樣愛鄰人倘若我把他們的肺灌滿了廢氣的話？[24]這場戰役觸痛了某根神經。其他宗教領導人和政治評論家爭先恐後地保衛汽車工業。一位被激怒的辯護者甚至提出：基督會開悍馬。[25]按照消極罪惡的倫理學采取的這次行動激起了憤怒的反應。抽象地談論全球變暖危機是一回事。提出數百萬SUV擁有者可能在道德上有罪，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社會活動家和工會主義者發動了一場類似的戰役，抵制耐克和其他制鞋公司的產品，這些公司在亞洲的承包商剝削童工的行徑引發了多種反應。盡管某些歐美大學生已經停止購買耐克產品，但多數消費者還是繼續保持對耐克的忠誠，對耐克承包工廠剝削童工事件引起的爭論不感興趣。

為反對快餐漢堡鏈而發起的戰役也遭遇了類似的混合反應。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強調破壞性的人類行為帶來的系統性後果，此類道德戰役還剛剛登上世界舞臺。建設基於系統思維的道德感受還需要時間。在這方面，歐洲人似乎稍稍領先。但即便如此，我們距離個人和公眾以對待積極罪惡一樣的道德緊迫感對待消極罪惡的那天還很遙遠。

倘若要數億甚至數十億人把對待道德行為的系統態度內在化，並遵照它行事，或許還需要更加戲劇化、甚至災難性的事件降臨地球。我猜想，會有一些情節能夠喚醒我們的種族來理解消極罪惡並采取系統化的道德觀。全球變暖引起的劇烈氣候變化，非人道的動物飼養手段和工廠化農業導致的致命新型細菌及病毒的擴散，使用大規模殺傷性的化學武器甚至生物武器、核武器的恐怖主義襲擊，全球能源短缺帶來的世界各地長時間供能管制，大面積饑荒，還有全球蕭條，所有這些都能夠加快采納對待倫理道德的系統化新視角。但同樣可能的是，具有如此量級的可怕事件會導致開支緊縮、仇外、私人和公共道德的崩潰以及對各類替罪羊的猛烈抨擊。

人類反應的性質將視這兩種可能而定，即：當這類活動帶來危害越來越大的系統影響時，是否會使人們感受到彼此以及地球共享的脆弱和責任；抑或，災難性的活動所產生的恐懼是否會帶來一種被圍困的心態，以及在生存戰爭裏每個人最好保全己身的感覺。後一種態度只會通過不斷的正反饋來惡化系統性的罪惡，並可能給人類和世界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因此就產生了以下問題：我們怎樣才能創造自我和他者之間的新道德橋梁，它足夠寬闊、包容，具備全球規模和普遍視野？我們是否能夠建立系統的倫理觀，它允許我們透過所有的種種偽裝，識別消極罪惡？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學會在更加寬廣的競技場上實行金律，這片空間不僅包括我們同鄰人的直接關系，也包括組成我們所從屬的更大的全球共同體的所有關系？嚴苛的要求。但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全球意識的原因。

人類意識的第三階段

倘若要使歐洲夢變成世界的夢想，就必須構建一篇人類使命的新故事一種新的元敘述，它能夠把人類統一到共同的旅途中，同時又允許每個人和團體采取他們自己的特定途徑。

英國哲學家歐文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為這個問題貢獻了某些思考。他的觀點把個人自主和意誌的美國觀念以及集體共識和整體思維的亞洲觀念融為新的合題。對於發展全球意識並把歐洲夢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這一合題能夠提供恰當的歷史語境。

巴菲爾德把歷史看做是人類意識的展開。他對歷史的洞察恰好契合了弗洛伊德對每個人自身精神發展史的洞察。我們在第五章裏曾經非常簡略地在第十三章裏則稍微詳細一點地觸及了個人分化與集體整合之間辯證的拉力問題。

回顧一下，弗洛伊德的起點是這樣一個觀念：在成長的最初階段，嬰兒體驗到與自己的母親不加區分的聯合。自我尚未形成。嬰兒感覺到母親和自己是一個整體。這並不是我和他者的感受，而是弗洛伊德所稱的海洋般的一體感。當嬰兒發現並非自己所有的沖動和欲望都能夠立刻獲得滿足的時候，這種聯合就破裂了。母親的乳房並非隨時可得。嬰兒開始區別自己的欲望和拒絕了自己的欲望的對象。外部世界強加給他的限制削弱了他即世界的全能感。弗洛伊德說，快樂原則遭到了現實原則的挑戰。

嬰兒逐漸意識到他與自己母親及外在世界的分離，還有自己對難以或不能施加控制的外力的依賴。他體驗到死亡一般的分裂的痛苦，並開始構築各種精神防線，否認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弗洛伊德認為，人生的剩余時間都被用來試圖重新捕捉海洋般的一體感，並且否認最初的失落之痛，因為分離、倚賴和死亡的痛苦超過了一個人的承受能力。

弗洛伊德把最初的一體感稱為生本能，或曰愛欲（eros）。身體接觸、性和愛的感覺都是生本能的一部分。當嬰兒長大時，通過排泄訓練、時間表和其他外部約束，他日益脫離了無條件的愛欲。孩童補償自己感受到的失落、焦灼和無力感的方式，就是升華他的身體感覺，以弗洛伊德所謂的死本能取代生本能。通過變得獨立、尋求自主，他否認了最初的分裂。他試圖控制各種事件，主導他的周邊環境，顯示自己的個人性。每個家長都知道可怕的兩歲期（terrible twos），這時孩子會開始堅持自我，要求獲得在世界上的自主感。

死本能的陰影繼續籠罩著每個孩子，伴隨他走過青少年、成年。人們在身邊放滿替代品，試圖重新獲得他們嬰兒時代所經歷的海洋般的一體感。弗洛伊德相信，通過把無條件的愛奉獻給上帝和永恒救贖的希望，基督故事也給原初一體感的喪失提供了某種替代。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就成為受偏愛的替代品。愛國熱情使許多人感到自己成為更宏大、充滿愛意、不朽的整體的一部分。意識形態常常服務於同樣的目的。許多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在網羅萬象的意識形態空想中尋求庇護。

同時，我們技術和物質的財產又成為我們自己受抑制的身體失落感的替代品。它們事實上成為我們身體的假肢，而我們越來越多地在身邊擺滿了它們，來填補我們失落母親的身體而感受到的留下的真空。但是，隨著我們越來越追求更進步的科技、更大的物質成功，我們就越來越遠離我們試圖重新獲得的原初參與感。心理學家諾曼布朗（Norman O. Brown）註意到，身體裏的生命越多地流入物體，身體裏余下的生命就越少；同時，物的日積月累越來越充分地表達了身體所喪失的生命。[26]虛擬現實和基因工程技術是希望恢復人類身體而創造技術替代品的最新努力。但布朗認為，不幸的是，以技術和物質進步的名義，使身體的生命隱退進死物當中，這只能把人類進一步拉入死本能的國度[27]。迄今為止，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人類進步的，正是嬰兒最初與母親分離的時刻首次體驗到的對死亡刻骨銘心的恐懼。對於弗洛伊德、布朗和其他心理學家來說，一部文明史不過是死本能向外部世界的投射。

我們建造了大金字塔、大教堂和雄偉的摩天大樓，以保證某種程度的不朽，希望能欺騙死亡，找到稍縱即逝的存在感，找到那種海洋般的一體感它深深留存在每個人的記憶痕跡之中，只要他曾經活過。我們近乎偏執地要在現代創造物質的豐饒樂土，這種感情如此強烈，恰是因為它是我們嬰兒時代在母親懷抱裏經歷過的那片豐饒樂土的替代品。

死本能已經隨著現代的歷程而變得無所不在。我們日益脫離了自然，割斷了與它之間的聯系，把它碎屍萬段，以財產的形式侵占了它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自我膨脹的努力。啟蒙主義科學、市場關系還有民族國家的統治，所有這些都攜手創造了不依賴於自然世界的自主個人的幻象。我們日益退居技術和經濟自主的繭。我們身邊環繞的不再是生機勃勃的自然，而是死氣沈沈的人造物。

這一切的悲劇在於，我們長期以來認為，通過變得日益自主、日益不依賴於自然，我們就可以更好地保障安全、獲得自由。如今死本能控制、扼殺自然的侵略沖動已經以各種全球威脅的形式回歸來折磨我們，這些威脅包括氣候變遷、核擴散、貧困人口增加和社會動蕩。我們曾尋求獲得更多安全，最終卻只落得個空前脆弱。我們事實上已經抵達了自食其果的滅絕邊緣。死本能占了上風。

在他的時代裏，弗洛伊德幾乎沒有談論過如何扭轉人類的困境。然而，巴菲爾德卻嘗試著為解決人類境遇提供新的歷史框架。在巴菲爾德看來，歷史意識所遵循的道路似乎與每個人個人意識的發展所遵循的道路沒有多大不同。他觀察到，人類歷史就像個人歷史一樣，受到兩股競爭力量之間辯證拉力的制約：其一追求聯合與互相依賴，或曰生本能；其二追求分離和獨立，或曰死本能。文明所面臨的未完成的巨大使命就是如何協調這兩種矛盾的力量。

巴菲爾德勾勒出了人類意識史的三個階段。他指出，在歷史多數時期，人類都是作為狩獵-采集者而生存的。究其本性，舊石器時代的生活都是在緊密、深刻地參與自然世界中度過。人類享受著與周圍生命、與他們自己的身體未經升華的身體親密感。在亞馬遜雨林、婆羅洲叢林和蠻荒自然裏遺留的其他小片地區，還有僅存的幾個狩獵-采集者部落與自然世界之間存在著多少未經抑制的紐帶。

盡管狩獵-采集者體驗到某種自我感，但它還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他們以相對未分化的方式度日，每個人都是更大的社會整體的一部分，而後者又被看做是屬於更大的未分化的自然。他們在自然世界強加的時間節拍和空間限制深處度過日常生活。他們並不把地球母親看做是隱喻，而是看成原始的母親，就像對待自己部落裏的母親們一樣，對它報以同樣的愛、尊重和敬畏。狩獵-采集者依賴地球母親生存，就像依賴他們的生母一般，並用各種儀式手段來撫慰她，以求確保她的仁慈。

農業的誕生標誌出人類意識第二大階段的開端。人類開始為了生產用途而馴化野生動植物。隨著農業而來的，是人類不斷疏離了自然，甚至自己身體的自然。自我的觀念開始緩慢地從未分化的迷霧裏浮現出來。正如第五章裏提到的，中世紀晚期、現代早期出現了一種迅速的進步，即人疏離了自然、不斷異化為我們如今所知的這類自主的自我。完全獨立自主的自我的出現給人類帶來一種日益增強的自我意識。伴隨自我意識而來的是個人意誌感，即對自己影響周邊世界的能力的信心。然而，贏得自我意識和個人身份感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即與自然世界之間親密的參與和交流的喪失。

巴菲爾德認為，物種進化史重演了每一個人成長的進化史。人類起步於和自然母親之間未分化的一體感，走向獨立、自覺地與她隔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喪失了海洋般不可分割的原始感受，即生本能，而滿足於與自然之間的新關系，它以遠距離支配為基礎，伴隨著我們試圖統治的嘗試所帶來的一切有害系統效應。的確，人類從生本能過渡到了死本能。

那麽，人類何時才能和它分手？巴菲爾德提出，我們正處在向人類歷史的第三大階段過渡的時期我們自覺地選擇重新參與自然的階段。正是在這一點上，巴菲爾德的思想與歐洲知識分子、科學家和空想家們的思考結成了聯盟，後者恰恰日益把世界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實體，值得尊重和關懷。

人類意識的第三階段把我們的契約觀念從地緣圈轉向了生物圈。地緣政治學向來以環境是一個大戰場的假設為基礎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其中，我們每個人都和其他人戰鬥，以保障自己個人生存的資源。相反，生物圈政治（biosphere politics）的基礎觀念則是：地球是由彼此依存的關系組成的生命有機體，通過扮演我們都是其中一部分的大共同體的托管者，每個人都能夠生存、繁榮。

所以，巴菲爾德如何建議我們調和對個人性的沖動和對海洋般一體感的欲望呢？倘若不是死本能，我們將永遠不可能把自己充分地從海洋般的一體感中分離開來、建立自我觀念及與之伴隨的自我意識。倘若沒有自我意識，我們就無法行使意志、作出個人的選擇、實行我們個人的意願。另一方面，自我意識和個人性更加意識到自身有限的存在和有朽性，從而愈發焦灼。這種焦灼反過來激起了我們侵略的沖動，要統治、扼殺和侵奪身邊的一切，希望藉此擴充我們的存在、抵擋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

解決我們困境的方法在於，把生本能和死本能融合在新的統一體裏。20世紀初的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他寫道：那正確理解並慶賀著死亡的，同時便贊美了生命。[28]換言之，除非我們接受某天會死亡的現實，我們就不能真正開始生活。我們怎樣才能和自己的死亡妥協，選擇生活呢？那就是通過作出自覺決定，把死本能拋在身後，不再試圖統治、控制或支配自然包括人性把它們當做抵禦死亡的手段。而是相反，接受死亡，把它當做生命的一部分，選擇重新參與自然。從自我走向他者，通過同情的紐帶，重新連結共同組成了地球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的關系整體。

決定重新參與、選擇生本能，這與標誌出人類嬰兒生命或早期發展階段的那類原始參與感大相徑庭。那時候，參與並非出於意誌，而毋寧說是命中註定。自我還沒有充分發展到能夠做出自覺選擇。對嬰兒來說，依賴度決定母子關系。對我們舊石器時代的先人來說，對自然怒火的恐懼和依賴程度一樣，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條件。借助行使自由意誌來自願重新參與自然，這就使人類意識的第三階段有別於以往的一切。通過自由選擇成為自然的一部分，一個人就保留了自己獨特的身份，同時也融入了生物圈海洋般的一體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