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柏格森進一步明確地將直觀性與心靈的自然能力連接起來，他比胡塞爾更徹底地反對各種傳統“意識哲學”或“主體中心主義”，寧願在複雜得多的情感、意志和本能中，尋找生命之所以有可能與其相遇的對象相契合的基礎。

在當代法國哲學界，從薩特和梅洛-龐蒂起，就高度重視柏格森在現象學方面的思路。

巴黎第一大學教授巴爾巴拉斯指出：“我們可以說，柏格森和現象學的共同點，就是經驗問題；這一問題也是他們的共同出發點，因為經過經驗問題，可以展現一切潛在性。”[27]因此，在柏格森所著《形而上學導論》的結尾，他把形而上學定義為“經驗的整合”(l’expérience intégrale)[28]。

遵循經驗的引導，對柏格森來說，就是“倒轉思想活動的慣常方向”(invertir la direction habituelle du travail de la pensée)[29]。柏格森在這裏所說的“經驗的轉向”，就是返回直觀性，實際上就是胡塞爾所強調的“還原”。

另一方面，直觀也不是萬能的，它的功能及其效用是有限的。巴黎大學另一位現象學家若斯林·貝努阿(Jocelyn Benoist, 1968~)認為，在現象學中，為了真正達到“回到事物自身”，必須精細地研究直觀性本身的界限。[30]

盡管柏格森與胡塞爾之間存在許多根本的區別，他們在現象學方面的探索，往往不謀而合。這不是偶然的。

任何現象，歸根結底都是一種特殊的生命現象。現象的自我顯現就是一種生命運動過程，也是生命本身的自我顯現過程。

因此，在柏格森逝世之後，受到柏格森思想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作為現象學的一個強有力的分支，“生命現象學”，在法國內外普遍開花結果。原來胡塞爾的學生及其追隨者中，海德格爾、漢斯·約納斯、埃爾文·斯特勞斯、讓·巴多茲卡、薩特、梅洛-龐蒂、米歇·亨利等，都深入研究了生命現象學；在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中，也同樣開展生命現象學的研究。

各種不同的生命現象學，都認為生命全靠其自身的內在意向性生存於世。生命是自我確立(Autodétermination)、自我給予(Auto-donnation)、自我生產(Selbstreproduktion， Autopoiesis)、自我觀察(Selbstbeobachtung)、自我組織(Selbstorganisation)、自我創建、自我更新、自我參照(Selbstreferenz)、自我付出；一切在生命之外的外在因素，充其量也只是生命的自我實現(Selbstverwirklichung)和自我顯現(Selbstdarstellung)的“環境”(Umwelt)[31]或產物。

生命從本質上說始終有選擇和決定環境的能力與意向性；發自生命內部的生存意向性，將決定生命本身對環境的選擇方向。

任何生命，依據於其自身內在的意向性，在其所遭遇的世界中（或世界上）而自我顯現，並繼續依據它與其所在的“生活世界”的變動的和不斷變化的關係，不停地修正、補充、充實和重建其生存的意向性。生命的自身意向性不斷重塑其自身的生命力及其生存方式。[32]

任何生命的“生存於世”，都是具有獨特性質的生命自身在其所遭遇的生活世界中的自我顯現。反過來，任何現象的自我顯現，都具有生命的獨特性和不可取代性。現象之為現象，就在於它的自我顯現及其在世過程的自我創造性。因此，任何現象的存在、延續、更新和消逝，都是一種特殊的生命現象。

生命的本質就是不斷地自我付出；但它的付出有方向性，即有“意義”。法文的“方向”(le sens)含有“意義”的意思。生命，在其自我顯現中，總是將其深含於自身生命基礎的意向性，朝著其所選定的最美方向發展，這就是自我決定生命自身的發展意義及其自我付出的意義或價值。一粒種子，以其自身內在的強大生命意向性，面對所處的世界的特殊而覆雜的關系網絡環境，總是選擇對它的存在和發展最有利的方向脫穎而出，並繼續頑強地調整其生命生存同它的世界的關系，采取最優化的生存形式展現開來。種子生命的固有顯現邏輯，使種子的生命永遠朝著它自身的生存意向性的瞄準目標實現自我顯現。

在這個意義上說，生命現象學所說的“生存意向性”，不同於胡塞爾所說的純粹意識的直觀意向性。生命的意向性，是超越意識的界限，並在其展現過程中，不斷地以其自身的生存欲望及其同它所遭遇的“他者”的關系而重新調整。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生命的意向性又是生命的“非意向性”的特殊意向性(non-intentionnalité de l’intentionnalité de la vie)。

生命的非意向性的生存意向性具有創造性，它是生命的自我創造精神的體現。柏格森曾經稱之為“創造性的力量”(force créatrice)，它是生命不斷進化的原動力。所以，生命的生存意向性既不需要“對象”，也不需要“對象化”，它是“無對象的再現”(représentations sans objet)[33]。生命的延續和更新，靠自身的“自我給予”、“自我賜予”(Auto-Donnation )、“自我付出”和“自我激發”(Auto-Affection)。這種自我給予無需理由，也無需根據，無需回報；它完全是無條件地自然自在地實現。[34]因為生命本來就是一種最純樸的自然，而且它也以最自然的方式自我實現。

受柏格森影響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生命現象學，展示了哲學更新的廣闊可能性，也顯示當代哲學研究與科學技術研究相結合的積極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