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哲學本身的思想生命真正獲得新生，梅洛－龐蒂把哲學研究的焦點，集中在人體生命的現象學研究，並為此不惜重建整個哲學理論大廈之根基，從徹底清理其本體論基礎做起，以致使他對哲學之“驚奇”本質一再提出“再驚奇”的發問，尤其從對身體與精神的內在覆雜交錯關系的探索入手，開創出法國特有的生命現象學研究的新路。

一、法國生命現象學的轉向及其雙重根源

對於生命的哲學探索，在現象學研究中無疑占據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對法國現象學來說，生命現象學的探索是受惠於雙重傳統：一方面來自法國哲學本身的啟發，接受笛卡爾以來所積累的生命哲學研究經驗；另一方面則直接繼承和發展胡塞爾學派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米歇·昂利（Michel Henry,1922－2002）曾經指出：“使存在論隸屬於現象學，也就是‘使存在隸屬於顯現’（subordination de l’ontologie à la phénoménologie, c’est-à-dire de l’tre à l’apparatre），這本來早在西方思想史的一個關鍵時刻中就已經被笛卡爾所發現。……對笛卡爾來說，人是一個思想的存在，而思想就是呈現（l’homme est un tre qui pense. Et penser veut dire apparatre）。所以，人是一個呈現的晶體，他是以顯現作為其本質的存在。”① 米歇·昂利認為，人們往往誤解笛卡爾，以致未能足夠重視由笛卡爾所開創的現象學研究思路。事實上，笛卡爾從來沒有單獨地說“我在”，從來沒有脫離“我思”這個前提而孤立地談“我在”。在笛卡爾那裏，“我在”之所以“我在”，關鍵是由於“我思”，即“我在思中呈現”；“我思故我在”就是“我思而使我在思的呈現中存在”。笛卡爾尤其在他的《哲學原則》中強調說：我們唯獨靠思想才存在。米歇·昂利由此得出結論說：“照笛卡爾的意思，唯獨由於我們是一種單靠思想而呈現的存在，才使我們自己成為存在。”②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笛卡爾開通了走向生命現象學的最初思路。

從那以後，法國的生命現象學研究傳統一直延續下來，特別是經過18至19世紀的心靈哲學家曼·德比朗（Pierre Maine de Biran, 1766－1824）的創造性研究，終於奠定了“身心雙重交叉研究”的生命哲學特殊路線，為其後法國生命現象學提供深刻的啟發。接著，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則進一步使上述“身心雙重交叉研究”的原則成為法國生命現象學的特有典範。

為了揭示生命運動中的純粹意識的意向性與世界自我呈現的覆雜關系，胡塞爾本人一向很重視對“感知”的研究，因為他敏銳地發現：正是在感知中，隱含了“對象是如何被給予”這個現象學的非常關鍵的問題的全部奧秘。胡塞爾指出：“在‘如何’中的對象”（Gegenstnde im Wie-）③，就是“世界的呈現”；而感知活動本身又同時地顯現出“作為自身的事物”（la chose comme elle-mme）與“在其自身中的事物”（la chose en elle-mme）的間隔。④ 但胡塞爾未能對此進行更精細的探索而把重點轉向關於存在及其合理論題的關系問題。胡塞爾臨死前委托他的學生朗格列波（Ludwig Landgrebe, 1902－1991）發表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的現象學》，⑤ 在尖銳地揭示西方傳統科學思想及其思維模式的內在矛盾的同時，強調必須把哲學研究轉向“生活世界”本身（die Lebenswelt selbst）。胡塞爾主張以現象學所依據的“生活世界”新概念，“回到事物自身”，使源初的現象本身，生命般活生生地自我顯現出來，呈現其真正本質。

接著，胡塞爾的學生舒茲（AIfred Schutz, 1899－1959）在《現象學與社會科學》一文中也簡略地說：“現象學哲學宣稱它是一種關於生活在生活世界中的人的哲學，它能夠以一種嚴格的科學方法說明生活世界的意義”。⑥

同樣地，胡塞爾的另一位學生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 1903－1993）也很早就致力於生命現象學的研究。哈娜·阿倫特曾經在她的《論精神的生命：朝向一個哲學的生物學》（The Life of the Mind.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1982）中高度評價約納斯的生命現象學，特別讚賞約納斯在《論生命現象》一書中所提出的“視覺的崇高性”的概念。通過“對生命事實的生存論說明”（An 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biological facts），約納斯實際上與梅洛－龐蒂一起，不約而同地看到：視覺是生命中一種帶方向性的“隱喻”，也是“思想著的精神的基本模式”。“視覺是最典型的共時性的感覺。在視覺中包含了許多重疊的事物，把各種不同的部分共同地顯示出來。所以，視覺把各種共時出現的不同事物呈現出來。”同時，約納斯還認為，視覺生動地表現出它的“沈默的因果系列”，為人們提供一種特殊的具有中立性的感覺效果。⑦ 更有深刻意義的是，約納斯還深入討論了人的“圖像制作”（Image-Making）的特征，主張建構一種“想象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the imagination），作為生命現象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漢斯·約納斯認為，英國的休謨是想象的現象學的先驅。在想象和感知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而且，想象也意味著“制造現在”（Making Present），即為人的當下生存創造條件。⑧

由此可見，胡塞爾及其學生們都試圖集中地在“生活世界”中尋求“使現象自身自我顯現”的確切方法。

所以，嚴格地說，不能把現象學僅僅當成一種哲學流派或方法而已；現象學所關心的，不是哲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問題，而是哲學應該如何使現象自我呈現出其自身內在固有的本質。

為此，胡塞爾曾經簡明地把現象學的一切重要原理，歸結為一條最根本的原則，這就是他所說的“一切原則的原則”（Das Prinzip aller Prinzipen）。根據這個最重要的原則，任何原本地給予的直觀，都是認識的一個正確源泉；也就是說，在其具體的現實性中，就其發生自我給予的範圍內，向我們在直觀中原始地呈現出來的一切，都是可以直接類似於它自身所給予的那樣被接受下來。⑨

胡塞爾的簡單概括，更明確地道出現象學方法的核心，這就是在天然發生的直觀中，把握最源初出現的現象。所以，一切現象學，如果確實要真正貫徹胡塞爾所提出的“返回事物自身”的原則，確實要返回現象自身的“親在”，確實要讓現象的“親在”活靈活現地再現出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現象學的研究對象本身，當成具有獨自生命、並具有自我展現能力的真正生命運動過程。而這樣一來，一切現象，作為現象學的研究對象，就勢必成為活生生的生命現象而自我呈現，成為生命運動的自我表演過程；也就是說，現象的自我顯現以及意識對於呈現中的對象的意向性把握過程，歸根結底，就是現象自身的生命展現過程的自我顯現與觀察中的生命運動的自我表演的相互滲透和相互趨近過程。換句話說，現象之為現象，對現象學來說，其重要之點，並不在於現象本身，而在於現象之源初呈現所隱含的真正意義，而這也就是現象自身的生命呈現過程；而對於現象的觀察和把握，其本質，就是觀察者，作為具有內在性和超越性雙重特征的生命運動，面對呈現中的現象，把自身的意向性與作為對象的現象自身的間距性，不斷地通過生命運動的自我呈現，在其生存的世界中，實現向自身生命的重新回歸，以便進行其生命自身與世界中的現象的雙向反覆交錯而自我提升。

海德格爾在其思想發展的初期就說：“無論人們在著眼於人的本質規定時是如何規定生物的理性的，……總之，理性的本質無論在何時何處都是基於下述狀況：在對在者在它的在中進行任何一種了解時，在本身就已經是澄明的了；而且已經在‘在的真理’中出現了。同樣的情形，在談animal，即（生物）的時候，已經註定要先談‘生命’；而談‘生命’又必須以作為ξωη（生命）與（生）的在者為基礎，有生命的東西就是在這樣的在者範圍內顯現出來的。”⑩ 接著，海德格爾指出：“此在的本質在於它的生存……人是這樣成為其本質的。即人‘此’在，也就是說，人是在的澄明。這個此‘在’，而且只有這個‘此在’，才有生存的基本特質。人的出竅的本質在於生存，……”(11)

由此可見，盡管不同的現象學家對生命的理解和詮釋有所不同，但從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到早期海德格爾關於生存的“事實性”（Faktizitt）以及與此相關的“實事性”（Tatschlichkeit）或“被給予性”（Gegebenheit）的範疇；從梅洛－龐蒂在《行為舉止的結構》中所說的“生命”（la vie）到米歇·昂利所說的生命的純粹的“自我激發”（Auto-Affection）(12)，都表明“生命”一直是現象學所考察的核心論題之一，而且，對生命的現象學探索，就是現象學的生命本身。

為此，把“返回事物自身”當作哲學研究的基本宗旨的現象學，不但要求哲學研究必須面對實事本身，而且也要求哲學家自己采取最自然的生命運動和樸素思維狀態，讓事物自身和對事物的把握過程，作為具有自我運動能力的獨立生命現象，順其自然地依據它們在實際生活與其周圍世界的原本遭遇的狀況中，通過哲學論述的展現過程，進行自我表演、自我言說和自我顯現。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梅洛－龐蒂深刻地指出：“現象學的全部努力，就在於重新找出某種與世界的素樸接觸，以便最後給予它一個哲學的界說。這是哲學試圖成為嚴謹科學的野心的表示，也是對生活世界的空間、時間和整個世界的清理。這一切，就是嘗試如實地直接描述我們的經驗，根本不管經驗的心理起源，也不管其他科學家、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能提供什麽樣的因果性詮釋。”(13)

梅洛－龐蒂的思想的最深刻之處，就是他自始至終都力圖給哲學重新擬定新的任務和新的目標，不斷探尋哲學反思之新路。正因為這樣，梅洛－龐蒂並不滿足於前輩現象學家對生命的探索；恰恰相反，他毅然跳出原有現象學對於生命考察的傳統原則，並以其自身的創造性視野，開拓出生命現象學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