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雅”直接有聯系的一個問題是所謂“文采”。何謂“文采”？答案也許有許多種，但肯定不是堆砌辭藻，不是硬造四六駢句，不是任意使用修飾詞（如遇雪必稱“皚皚”，遇雨不是“霏霏”便是“滂沱”之類），不是濫用成語，也不是文白相雜或其他什麽古怪文體。華麗很容易被認為有文采，然而只有適度的華麗才是一種文采。素樸很容易被認為沒有文采，然而適度的素樸未嘗不是一種文采。中國畫論中有“墨分五彩”的說法，我看可以移來說文。還有，“流利漂亮”也往往被認為有文采，殊不知茅盾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說過：“就一般情形而言，歡迎流利漂亮想也不用想一想的文字的，多半是低級趣味的讀者。換一句話說，即是鑒賞力比較薄弱的讀者。”他說得對。 

總而言之，譯事三難：信、達、雅。信者，真也，真者，不偽也；達者，至也，至者，無過無不及也；雅者，文學性也，文學性者，當雅則雅當俗則俗也。信、達、雅齊備，則入“化境”，然而“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於是而求“神似”。因此，我認為，對文學翻譯來說，信、達、雅仍是可用的標準，仍是“譯事三難”。

這個標準不妨用於詩的翻譯。如此譯詩，則不唯詩的意、言、象、境不能改變，就是形式如音韻格律、詩句的長短，詩行的數目順序等也不能置於不顧，換句話說，不妨依樣畫葫蘆。由於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及其他許多因素的巨大差異，完全做到形似也是有困難，首先字母換成了方塊字，便已不似，即使譯某一首詩時做到了形似，也終歸還是“似”，不是等同。因此，我的譯詩也只能是力求在形式上與原詩一致，例如，原詩是十二音節的亞歷山大體，譯詩便出以十二個漢字，原詩為十音節詩，譯詩便出以十個漢字，餘類推。韻式亦與原詩一致，如交韻（abab）、隨韻（aabb）、抱韻（abba）等。譯者本不精於法國詩律，所謂“在形式上與原詩一致”，也只是“力求”，求其大體不差，例如，押韻，求的是順口順耳，不曾去查外國或中國的韻書；而精微之處，如行中大頓、跨句等等，實難做到亦步亦趨、如影隨形，只好對不住波德萊爾了。例如，波德萊爾是寫十四行詩的大家，所作雖多為不規則十四行詩，但用韻並不含糊，而我的譯詩只能在音節、韻式上求仿佛，而不能盡照其陰陽韻的安排，甚至原詩五韻而譯詩則六韻，等等。試舉一例。《流浪的波希米亞人》，十四行，每行十二音節，五韻，韻式為abba/abba/ccd/eed/，譯詩欲亦步亦趨而不能，只好應以十四行，每行十二個漢字，韻式則改為abba/cddc/eef/eef/，不是五韻而是六韻了。力求肖似其形，無非是希望讀者在閱讀時能想見原詩的形貌，窺個仿佛也好。

法國格律詩向來稱八音節詩、十音節詩、十二音節詩等，如我國稱五言、七言等，足見音節在法詩中的地位。有人對以漢字應音節頗不以為然，理由是法語為多音節，漢語為單音節。其實不然，現代漢語中單音節的詞是很少的，甚至在翻譯中不敷使用，總嫌其少，而不嫌其多。用十二個漢字模仿法詩的亞歷山大詩行常常可以做到惟妙惟肖，包括節奏、停頓、重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