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乃是駭世驚俗之傑作，理當掛頭牌；《論〈惡之花〉》乃是譯者殫精竭慮之產物，雖為敝帚亦當自珍。故掛頭牌者雖得名書卻置於文後，敝帚自珍者則以序稱而忝列詩前。再者，《惡之花》是曠世佳構，《惡之花》的翻譯則非是，《論〈惡之花〉》雖非名山之作，究竟不失為本地風光；故此種非主非賓、亦主亦賓的安排，諒無掠美之嫌。奇特固然奇特，卻不是以奇求特、嘩眾取寵，願知我者察。 

我對於文學翻譯，只是業餘愛好，但比之作為本行的“研究”，似乎更多一些敬重。從存活的可能性上說，一部好的譯品更有機會活得長久，而一部或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倘能為讀者指出些許閱讀的門徑，已屬難能，若想傳之久遠，庶幾無望，此非我輩所敢求者。

雖說是業餘愛好，這文學翻譯究竟是一項嚴肅的事業，須滿懷熱情地認真從事，並多少該有些自尊自重自豪感。因此，一個動筆翻譯的人可以沒有系統周密的理論，卻不可以沒有切實可行的原則。他必須對什麽是好的翻譯有自信而且堅定的看法，但是他不一定要固執地認為只有一種翻譯是好的，其余的都是壞的。我對翻譯提出的標準，多半是一個讀者的標準。

在中國的翻譯界，自嚴復首標“譯事三難：信、達、雅”之後，又有“忠實、通順和美”、“不增不減”、“神似”、“化”等說法提出。主張雖多，又各據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來看，鮮有如“信達雅”之可觸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種近乎愚鈍的想法，這種種的說法似乎都還或近或遠地在“信達雅”的樹蔭下乘涼。當然也有不少人欲破此“三難”之說，但看來是攻之者眾，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開一兩個缺口，整座城池卻依然固若金湯。何以故？怕是“信達雅”三難確是搔著了文學翻譯的癢處。只要我們與世推移，對“信達雅”之說給予新的解釋，就會給它灌注新的生命力。並非所有的新說法都顯示了認識的深入和觀念的進步。 

“信、達、雅”中，唯“雅”字難解，易起爭論，許多想推倒三難說的人亦多在“雅”字上發難。倘若一提“雅”，就以為是“漢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沒有道理的，其說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換一種理解呢？試以“文學性”解“雅”。有人問：“原文如不雅，譯文何雅之有？”提出這樣的疑問，是因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對立中對“雅”字作孤立的語言層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學層次上看，情況就會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學作品，則其字詞語匯的運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學性，俗亦有文學性，雅俗之對立消失在文學性之中。離開了文學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終停留在語言層次的分別上，其實只是一堆未經運用的語言材料。我們翻譯的是文學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語言材料去對付。如此則譯文自可以雅對雅，以俗應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學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樣，譯文語言層次上的雅俗對立亦消失於語境層次上的統一之中。如此解“雅”，則“雅”在文學翻譯中斷乎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