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化研究始終沒有認真地把“文化”概念化，並盡量避免給文化下定義。無論是在英國還是要在全球，霍爾的權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的兩篇文章《種族、文化與交流：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文化研究：兩種範式》，都沒有對文化研究的核心對象進行界定。這就是說，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認可了多元論傾向和多樣性形式，它允許各種設想與過程的靈活性，允許分析上的自由以應對文化生活不斷變化的複雜性。

這種缺乏界定研究之核心對象的意願，一方面意在提倡一種寬鬆和開放的知識態度，既不保證在各種特定語境內所追問之問題的重要性，也不保證如何回答那些問題；另一方面也蘊含了它方法論上和程序上的不連貫性，它沒賦予任何方法以特權，也不排除任何方法。

格羅斯伯格這樣交代了為什麼不下定義的理由：“文化研究是進行著的界定自身所在的努力，不管什麼時候，文化研究工作都要牽涉到對‘文化’的定位，界定文化鬥爭以及這樣的鬥爭置身並與之鬥爭的歷史語境的特殊性。它是這種關係的歷史地建構的形式、結構和效果，而這關係本身正是界定文化研究介入場地的歷史平臺。”

“顯然，任何給文化研究‘定義’的努力都會頃刻陷入困境之中。並沒有一個文化研究主張，無論是歷時的還是共時的；總之有多個的、疊合的、變化的投向、所執和矢量，它正是依此來不斷地重新闡發。”[51]

第二，文化研究始終拒絕歸屬於一個學科。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不斷地重逆或重新整合的。全面總結了英國文化研究者的格萊姆·特納認為：英國文化研究不但質詢學科存在的合理性，也力圖避免成為一個新學科。它否認這一說法：“文化是一種新的、個別的學科，它是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里逐步發展起來的正統觀念。至少部分地是由於對學科的批判的推動，文化研究拒絕成為這樣的一種學科。文化研究一直致力於質疑人文學科領域里的陳舊的普遍主義，所以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文化研究應當警惕下面的情況：它好像只不過是用某種更加時髦的東西去代替這個陳舊的普遍主義。”[52]這一特點也為全球範圍內的文化研究所延續並弘揚。格羅斯伯格總結出文化研究的三個特征：一是它拒絕把自身建構為可以自由穿行於歷史和政治語境的一種完成了的和惟一的理論主張。文化研究不是一種理論形態或體系，它始終在變化著的歷史與思想資源中不斷重建自身。“不能說文化研究沒有同一性，而是說它的同一性總是處在紛爭當中，總是多樣的，總是變化的；文化研究是歷史地闡發的‘差異中的同一’。”二是它拒絕以學院的或狹隘認識論的術語來說明自身的理論精確性。文化研究的理論是根據它與自身在當代世界中的特定實踐、結構和鬥爭的關係，以及促進與介入的情況來衡量的；其動力是期望從自身的歷史環境中建構種種直接的或想象的可能性；其目的是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什麼地方，以便到達某個別的更好的地方，使我們對我們已經在制造的歷史有更多的控制；其議程是由理論議程之外的事件和資源來構成的。三是其跨學科的形式特點所依據的是，理解文化實踐和關係所需要的東西非常明顯地正是文化，而文化不是可以放在其他社會關係形式里面並與之比較的自律的事實。“文化存在於和社會構成中的其他實踐形式的複雜關係之中，這些關係決定、促進並約束文化實踐的可能性。文化研究並不打算從文化的角度解釋一切，相反，它試圖利用一切必要而可用的思想和理論資源來解釋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制度化形式和地點所決定的。”[53]

[51][美]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馬海良譯，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0頁。

[52][澳]格雷特·特納：《“為我所用”：英國文化研究、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亞電影》，關濤譯，陶東風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頁。

[53][美]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馬海良譯，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8、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