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研究的對象，無論多麼的不確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不是傳統的精英文化，而是與工商、與技術聯系在一起的當代文化。美國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認為：“當人們提起‘古典文化’或‘天主教文化’時，人們會想到一整套世代相傳的信仰、傳統、儀式和訓諭，這些東西在歷史進程中獲得了某種同質風格。但是現代性完全不同，它和過去決裂，把過去作為已過去了的過去，然後將其投擲進現在。”[49]認真地面對文化產業和大眾文化，需要一個立場與視角的轉換。轉換立場，就是從精英轉向“大眾”或“人民”。此點由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說明：“大眾性是文化研究的一個必然焦點和要求。作為一種政治追求，它是反精英的；它要求我們不要把自己與群眾完全分開。我們確實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一直在全力影響他們自己的歷史征程。”與文化批判把“大眾”或“人民”視為被操縱的對象不同，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羅斯伯格強調，“人民”是從屬的而不是被操縱的：

文化研究認為，從屬畢竟與操縱不是一回事，也不完全是屈從。人們以複雜、矛盾而積極的方式體驗著他們的生活位置，復制從屬和抵抗從屬，尋求根據自己的想象的可能性和資源來改造和提高自己的位置。他們的生活伴隨著從屬，陷於從屬，反對從屬，竭力改進加諸自己的東西，贏得一些對自身生活的控制，擴展自身及其資源，這不是說他們總是在鬥爭，或他們的鬥爭總是有效的和勝利的，甚至也不是說他們的勝利是進步的。人們總是以某些方式從他們所處的位置得到力量，這樣說並不需要把力量和獲得與鬥爭、抵抗或對立等同起來；只需我們認識到人們生活在積極的複雜性之中。也無需否認人們有時候被擺弄，被誤導，被歪曲，被蒙蔽；但我們不能把這種情形當作總體性或人民的構成本質。我們要認識到，從屬、授權、快樂、抵抗、乃至鬥爭，指的是一系列複雜的細部效果，它們之間的關係永遠不能預先保證。[50]

“人民”在鬥爭，文化研究與“人民”同在，這就是英國文化研究在其鼎盛時期的自我理解，它以此與“文化批判”傳統決裂。文化研究代表了回歸日常實踐、重構社會生活的努力，它肯定人類生活本身就是引人入勝的，一切都可以也應當成為研究的對象。在斯圖爾特·霍爾等人撰寫的《儀式抵抗：戰後英國的青年亞文化》（1976）一書中，有學者考察了曾經在一批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中流行的“光頭仔”形象，發現在這種追求離經叛道的粗野的生活風格背後，是這些青少年以“反文化”的方式實踐著重塑工人階級社群的意願。把文化研究的“民粹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美國學者約翰·費斯克（John Fisk）在《牛仔褲：一種理解美國大眾文化的視角》中，以一萬多字的篇幅深入分析了作為符號的牛仔褲的社會、歷史、經濟、政治的含義。這是19世紀精英們的趣味和標準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在超越學科分類的意義上，“文化批判”與“文化研究”又是一脈相承的。19世紀以來的“文化批判”不屬於哪個學科，從事文化批判的是作家、哲學家、宗教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等，他們在從事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希望通過“文化批判”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文化關懷和政治態度。除了記者和業余作者，沒有人想把“文化批判”變成自己的專業。同樣，“文化研究”也不屬於某一學科。狹義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指1950年代誕生、1960年代以後以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為代表的英國學者的研究取向及其全球影響；廣義的“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是包含了許多傳統、理論和方法的有關文化的種種研究，它包羅萬象，文化產業的商品與服務之外，舉凡電影、廣告、時尚、購物商城、階級和性別、玩具、身體、身份認同、公民性、全球經濟力量、城市貧民、消費、寡婦殉葬、黑人政治、同性戀、地理政治等可以成為它的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各種主義和理論都介入其中；經濟學、政治學、文學、社會學、教育學、法學、人類學、媒體與傳播研究、語言學和歷史學等若干學科和專業都與之直接或間接地有關。文化研究的對象漫無邊際，沒有它關注一切有意義的事物，關注通常與權力關係有聯系的事。即使僅就其中由文化產業生產的產品與服務而言，也很難歸屬於某一學科，而是其名下任何研究都可行的廣闊的學術陣線。“文化研究”的非學科性，已為眾多認者一再指出。這里重點介紹三個要點。

[49][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8），嚴蓓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頁。

[50][美]倫斯·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馬海良譯，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