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已成為台灣尋求文化永續、改善生活空間、創造就業機會與振興地域經濟所採取的重要途逕或策略。這種透過社區自發性與自主性的文化作為，使得發展地方文化產業成為回應社會問題的社會機制，尤其在921 災後重建區的社區產業組織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這種發展也面臨了不少的挑戰。依據丘昌泰、周錦宏（2007）的研究，這些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的非營利組織卻經常面臨專業人力不足、政府經費無法長持挹注導致財務不穩定，以及對產業商品的研發與行銷通路、地方人方資源養成欠缺、社區居民互動與信任薄弱等問題，都顯視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的困境。

同時，各地社區組織在尋求地方再造的同時，以產業的「營利」作為來謀求組織財務自主與資源的擴展，也引發是否過度專注發展營利而忽略了社會責任的問題；是否產生「過度依賴政府的資源」、「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使命的飄移」、「營利組織的偽裝」、「不公平的競爭」、「過度商業化而忽略社會責任的實踐」、「組織內部的矛盾」…等問題（Weisbord，1998；Emerson，2000；陳金貴，2002：46；江明修審訂，2003；Eikenberry & Kluver，2004；官有垣、邱連枝，2005；丘昌泰、周錦宏，2007）。

因此，如何兼顧「營利」與「社會責任」的實踐？是否實際將營利所得資源用以解決社會問題，諸如增加在地的就業機會、創造社區公益等，這些組織在台灣地方文化產業發展過程扮演何種角色、功能？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自 1990 年代起因國際經濟的不景氣，減少對非營利部門的支援，非營利組織面臨了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侵襲；強調「非營利」與「公益」的非營利組織為自尋生路，隨之導引出一種社會趨勢，即所謂的「混合社會經濟」（mixed social economy），造成公／私部門及第三部門間的界線重疊與模糊的現象（Kramer, 2000；引自官有垣，2002：5-6），國際間非營利組織因而出現一種新興的組織，稱之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

「社會企業」雖有「營利」行為，卻強調藉由「營利」的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一來可以健全NPO 的財務自主能力；二來能夠發揮福利系統的轉換，以創造就業機會、凝聚社會力、累積社會資本等功能（Defourny，2001：1-28），亦有許多非營利組織認為，運用產業化是一種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並實現組織宗旨及願景的途徑（白瑪麗，2004）。

此外，英國的社會企業極重視社會責任的實踐，認為社會企業除直接參與市場中的產品生產或服務提供，從交易中獲得利益外，應具有明確的社會目的，包括工作創造、訓練及提供地區服務；它們有包括承諾建立地區發展能力的倫理價值觀，它們勇於承擔社會、環境和經濟對其成員和廣大社區的衝擊（Social Enterprise London，2002）。因此，社會企業的發展已成為歐美各國延續公共服務的新改革運動。

綜上所述，無論是台灣的地方文化產業的蓬勃，或是歐美社會企業的興起，這股「文化經濟」與「社會經濟」界域混合的浪潮已對台灣的社區營造、非營利組織發展及地方文化產業的振興，造成巨大的刺激與衝擊，且隨著兩股發展趨力的疊合，正在台灣各地的社區不斷產生媒合、激發與凝聚的影響力。

而台灣社會企業無論在學術或實務發展皆在起步階段，本土性研究相當薄弱，除借鏡歐美發展經驗外，尚需更多實際個案的支持。

但是，台灣的社會企業化的活動確實已經在各地文化產業行動中積極展開，這些社會企業化經營活動除面對包括欠缺經營業務的技能、欠缺資金以資助社會企業化經營活動之外，最重要的是也欠缺支持社會企業化經營活動發展的整體政府政策的訂定。

政府的各項政策綱領缺乏對於社會企業的內涵或明稱定義存在，沒有訂定社會企業的整體政策，推廣社會企業化經營活動的工作分散由數個政府機構負責。對於地方產業的永續發展並非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