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成動物”與卡夫卡 

德勒茲和加塔利曾合撰文學研究專著《卡夫卡：走向少數族文學》。他們認為，卡夫卡的作品是迥異於西方思想樹狀傳統模式的“塊莖或洞穴”，是非中心、迂回曲折的生長的蟹狀草，具有平原上鼠穴或獸徑式的複雜多變的逃逸線。卡夫卡作為“少數族文學”的喜劇性代表作家，表現出一種全新的文學與文化模式。 

在德勒茲和加塔利看來，生成觀念在文學領域集中表現在“少數族文學”和“生成動物”(becoming -animal)之上。少數族文學是文化多元共生時代與雙語或多語生存狀況相關的一種特殊現象。歷史上和當今世界有許多人生活在並非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中，因此少數族文學概念具有特殊意義。德勒茲與加塔利提出少數族文學的三大特征：語言文化的解轄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體價值。少數族文學可以界說為：使用主流語言同時又從內部顛覆這種語言的文學。德勒茲和加塔利借用哥巴爾德(Henri Gobard)的四種語言學模式（方言、媒介語、參照語和神話語言）研討卡夫卡與捷克語、德語、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的關聯，認為少數族文學的三個特征都突出地體現在卡夫卡身上。卡夫卡身為猶太人，在捷克的布拉格寫作，用主流語言德語來實現他作為陌生人的快樂的“逃逸線之旅’。

德勒茲和加塔利還解讀了卡夫卡文學中顯而易見的生成動物的旨趣。生成動物不是存在動物(being-animal)，不是文學修辭而是一種非人類視角的生成。由此，他們對現代主義關於卡夫卡的傳統看法和閱讀方式提出了挑戰，否定了廣為人們所接受的卡夫卡作為俄狄浦斯敘事、孤寂、苦行、神秘、憂郁的作家，作為現代異化與焦慮的編年史記錄者等形象，進而論證了他是一個反個人的文學機器創造者，其作品充滿了社會與政治的意蘊，滲透了愉悅與幽默。卡夫卡絕非退縮於世界，而是揭示了“未來的惡魔式的權力”——奧匈帝國模式的法西斯、蘇聯和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的權力（註：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the key Figure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pp.98-103.）。卡夫卡文學世界中的生成動物不再是人與動物的二元對立，而是人與動物的互為解轄域化，是處於一種流變之間的鏈接，其中容納了最大的差異。卡夫卡的文學世界沒有表層現象，也沒有深度模式，是反意義的。 

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理論都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欲望生產的一些特征，並形成了某些交疊點。馬克思忽視了欲望的維度，弗洛伊德主義則將欲望納入核心家庭而忽視了社會力量或階級鬥爭的維度。德勒茲和加塔利認為，卡夫卡作品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為它以分裂分析揭示了欲望機器的微觀政治學。欲望並不為權力所束縛，它們不斷運動，總是尋求逃逸線或出路，總是拒絕權力機器的最終具象化。《審判》中，權力不是金字塔，而是線性與片段，且每一片段皆是權力，皆是機器。隔壁房間發生事件的毗鄰性取代了法律的等級制，這種延誤是完美的、積極的，它解除機器，不斷裝配，永遠由此到彼地嬗變著。欲望機器扭轉資本主義偏執狂式的表達式，而呈現出分裂癥式的生成、流變和逃逸線。卡夫卡描寫人變成動物，變成大甲蟲、變成猿猴、變成鼴鼠。卡夫卡小說中充滿了從俄狄浦斯權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寫，這是對宏大的權力機器進行拆解：無論是技術機器（《美國》），還是法律機器（《審判》），或是官僚機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對象。在俄狄浦斯核心家庭三角形（爹地-媽咪-孩子）之外，有一系列社會的、司法的、人際的、文化的三角形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增殖著。德勒茲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可視為對弗洛伊德主義文學批評的解轄域化。欲望變成了一種逃逸線，一種解轄域化運動。由此，卡夫卡作品成為德勒茲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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