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然“饑者歌其食”和貴族的豐盛宴席都不能生發出多少好詩，那麽飲食類題材在詩歌中還能不能有所發展呢？按邏輯來推理，能夠寄托這種發展前景的詩人應該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一、他既非赤貧的“饑者”，也非富貴之人；二、他熱愛普通的日常生活，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發現詩意。在古典詩歌史上，最早出現的能滿足這兩個條件的詩人是陶淵明。

 陶淵明決非富貴之人，但也不是經常挨餓的“饑者”。陶淵明曾寫過《乞食》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有人說這是“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⑧。但是陶詩中詠及衣食不周的地方甚多，可證他確是深知饑餓的滋味的。不過饑寒交迫並不是陶淵明的生活常態，因為他畢竟出身仕宦家庭，自身也曾幾度出仕，退隱後家中仍有童仆，平時又經常飲酒，所以他的生活雖然窮困，但尚未到赤貧的程度。於是，在陶淵明的詩歌中，飲食便具有了新的審美意義。陶詩中最引人注目的飲食當然是酒，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性嗜酒”，他說到酒時總是筆帶感情，如“春醪解饑劬”（《和劉柴桑》）、“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攜幼入室，有酒盈尊”（《歸去來兮辭》），莫不如此。陶淵明也常在詩文中說到其他食物，主要是糧食與蔬菜，前者如“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有會而作》）、“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雜詩十二首》之八），後者如“好味止園葵”（《止酒》）、“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七首》之三），有時也兩者並詠：“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在吟詠這些普通的食物時同樣筆帶感情，這說明陶淵明真心熱愛平凡的生活，從而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飲食也滿心喜愛。當陶淵明吟詠日常生活的情趣時，普普通通的飲食也便具有特別的滋味，請看下例：

 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此詩為陶詩名篇，後人贊賞不已。南宋陸遊最喜首二句：“君看夏木扶疏句，還許詩家更道不？”⑨ 清初王夫之則最喜“微雨”二句：“‘微雨從東來’二句，不但興會佳絕，安頓尤好。”⑩ 其實此詩全篇皆好，“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二句也堪稱從古以來抒情意味最為濃郁的題詠飲食的佳句。詩人所詠的飲食是極其普通的家釀和園蔬，但詩人是懷著愉悅的心情和珍愛的態度來吟詠它們的，它們不但是安寧的溫飽生活的象征，而且是充滿詩意的生活內容的組成部分。如果說“饑者歌其食”的結果是粗陋悲慘而令人不悅，貴族文學中對飲食的鋪張揚厲寫法的結果是華侈奢靡而使人厭惡，那麽陶詩營構了一個全新的溫馨可喜的飲食類意象。就飲食這種特殊題材在詩歌中的地位來說，陶詩所達到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唐代，隨著詩歌高潮的到來，詩人觀察生活的視野日趨廣闊，他們提升日常生活的審美意味的能力日趨高強，飲食題材也較多地受到詩人的關注。王維、孟浩然等人繼承了陶淵明田園詩的傳統，照理說應該對陶詩吟詠飲食的寫法有所因襲，不過王維半官半隱的身份使他筆下的田園生活帶著士大夫的雅致情趣，其詩中的飲食也隨之雅化，如“香飯青菇米，嘉蔬綠筍莖”（《遊化感寺》）、“松下清齋折露葵”（《積雨輞川莊作》）等，頗有不食人間煙火的傾向。孟浩然倒是貨真價實的隱士，但是他的詩風尚清虛而不尚質實，所以詩中對飲食的描寫頗有虛擬化的傾向，比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裴司士員司戶見尋》）、“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過故人莊》），一寫有客來訪，一寫做客農家，詩中的食物卻是一成不變的“雞黍”，幾乎成為待客食品的習用語了。

 在盛唐的大詩人中，李白在描寫豪奢生活涉及飲食時也多為虛寫，例如“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行路難三首》之一）、“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梁園吟》）等，而回憶他在長安任翰林待詔時的豪華宴會則乾脆只用一句“象床綺席黃金盤”（《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之一），讀者連黃金盤中盛著什麽食物都不得而知。倒是他在浪跡江湖時所詠及的粗糲食物反而較具審美意味：“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菇米飯本是田家所食的普通食物，但經李白一詠，則格外顯得晶瑩皎潔，與月光下的潔白瓷盤交相輝映，構成一個極其美麗的意象。

與李白不同，杜甫終生窮困，杜詩中寫到的美味佳肴大多是用來譏刺王公貴人之窮奢極欲的，例如“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麗人行》）、“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至於杜甫自身生活中的飲食，則往往是粗茶淡飯乃至殘杯冷炙，比如他在流落長安時的“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那真是“饑者歌其食”的典型。此外如入蜀途中在天寒地凍的山野里親自挖掘的黃獨塊莖(11)，或在夔州時驅使兒童到山間去摘取的蒼耳(12)，都是貧民聊以充饑的代食品。即使在成都草堂生活比較安定的時候，杜甫的生活也沒有完全擺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的窘境，他用來款待貴客的也不過是“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客至》）。所以杜甫偶然參加官府的宴會時，便對席上食物之豐盛發出驚嘆：“肥肉大酒徒相要”（《嚴氏溪放歌行》）、“酒肉如山又一時”（《醉為馬墜群公攜酒相看》）。如與李白的詩相比，杜詩顯然流露出大驚小怪的窮措大心理，正如蘇軾所說：“杜陵饑客眼常寒”（《續麗人行》）！然而正像陶淵明一樣，杜甫也具備使飲食題材實現詩意升華的基本條件，於是在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中出現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的動人詩句。我覺得這兩句詩與陶淵明的“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有異曲同工之妙，那沾著夜雨的一把韭菜，那摻著小米的一鍋米飯，真是唐詩中罕見的詩意濃郁的飲食意象。

 杜甫之後的中晚唐詩壇上，雖然詩人們日益關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但是由飲食題材構成的好詩卻依然寥若晨星。試以中唐最重要的兩大詩人白居易和韓愈為例。白居易詩風淺近通俗，晚年退居洛陽後，詩作中不再有反映民生疾苦或抨擊黑暗政治的內容，而變為喜詠日常生活的題材，但是詩中詠及飲食的並不多。偶然詠及也只是“先進酒一盂，次舉粥一甌”（《新沐浴》）那樣極其簡單的寫法。還不如他在謫居江州時所寫的“魚鮮飯細酒香濃”（《題元十八溪居》）等句較有情趣。韓愈的詩歌創作雖以追奇逐怪而著稱，但事實上他寫詩時非常關注日常生活的內容，他對飲食類題材也是如此，諸如“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陪杜侍禦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嶽陽樓別竇司直》）等句，對食物的描寫比較詳細生動。韓愈反映生活中幽默情趣的詩中也偶及食物，例如在一首描寫自己因落齒而不能咀嚼的詩中說：“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饤栗與梨。”（《贈劉師服》）雖然食物在此詩中只是展開情節的點綴，但描寫生動，讀來趣味盎然。可惜此類詩作在韓愈集中為數也不多，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特的題材類別。

 北宋前期詩壇上，詩人們仍未對飲食題材予以足夠的重視。梅堯臣雖然把搜索詩材的目光投向平凡、瑣屑的平凡生活，但這種努力往往帶有獵奇的傾向，從而誤將許多缺乏審美價值的事物像虱、蛆之類寫進詩歌，而未能對飲食這種平常的題材進行以俗為雅的升華。而且梅詩有學韓的傾向，其飲食類詩歌也是如此，例如“烹雞庖兔下箸美，盤實饤饾栗與梨”（《醉中留別永叔子履》）的句法，又如《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用奇險之句描寫河豚之可怕，都頗有韓詩的影子。蘇舜欽的“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望太湖》）雖是詠及食物的名句，但其旨意本在贊美太湖風物，食物僅是風土畫中的點綴而已。到了王安石，雖然才大力雄，但是其人對飲食向不留意，相傳“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者，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13)。所以王安石在詩中偶爾詠及食物，肯定是別有用意，例如“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後元豐行》），只是為了歌頌推行新政後物產富饒，而與鰣魚、荻筍自身之美味無關。王安石詠及飲食的佳句只有“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示長安君》），句中滲入了他與胞妹的手足深情以及深沈的人生感慨，感人至深，可是細究其對於飲食的描寫，卻只有“草草杯盤”四字，連盤中盛著何物都沒有交代。

 綜上所述，在蘇軾登上詩壇之前，詩人們雖然已經對詩歌中的飲食題材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是飲食類題材仍是詩苑中很不起眼的一株小草。即使是那些涉及飲食題材的好詩，飲食意象自身也僅僅是詩中所寫生活情景的一個點綴，其自身尚未具備獨立的審美價值。使飲食題材在詩歌中大放異彩的使命，有待於蘇軾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