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湘潭社會掠影

海南對國內輸出檳榔可追溯至宋元時期，“歲過閩廣者，不知幾千百萬也”。(12)兩廣、福建、江蘇、浙江等沿海省份與海南有直接的貿易往來，其中，廣東的海商為多，“南至瓊州載白藤、檳榔、椰等貨，東至潮州載鹽，皆得十倍之利”(13)，大批檳榔於廣州上岸後，再通過海陸路交通，運往內地城市。明初，抱有“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思想的統治者實行海禁政策，民眾被禁止擅自出海與外國商人進行交易，盡管一些外國商人想盡辦法進行交易，但國內的對外貿易僅限於國家之間的“入貢”。(14)此時，海南的檳榔出口受到限制，隨著更多檳榔通過水陸交通運向全國各地，相關習俗也從海南和廣東向外擴布到福建、廣西、雲南等地，但湘潭作為歸屬湖南的內陸城市，檳榔的普及率不高，加上過去交通閉塞，檳榔運輸成本高，價格昂貴，食檳榔之風不如兩廣與海南流行，直到清代，湘潭乃至湖南地區的檳榔習俗才得見文獻記載。(15)

湘潭的檳榔同樣主要來自於海南。“嶺表滇黔必道湘沅，則西北滋貨往者，亦就湘沅舟運以往。”一方面，廣州運來的檳榔需通過湘潭，經由漢口，運至北京及廣大北方地區；另一方面，北方的貨物也需經此而去往廣東、雲南、貴州等地，加上湖湘地區原本就是重要的糧食產地，湖南地區的稻米也集聚於此，“湖南米谷自衡州而下，多聚賣於湘潭”，米市的存在對其他商業也有一定帶動作用。(16)縣內，易俗市為最大米谷市場，湘南地區的稻谷與豆類農產品皆在此集中，米商於易俗市修建米倉，“輒儲萬石，寄屯之息，歲至萬金”。(17)除大規模的商業區和集貿市場，境內也有供鄉民交易的小型市場，數量較多，分布密集，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因湘潭位於湘水之畔，得河流貫穿，水運發達，除米谷之外，其他各項貿易也有較佳的發展。干隆《湘潭縣志·風俗》載：“凡糧食、綢緞、布匹、棉花、魚、鹽、藥材、紙張、京廣貨物，竹木排筏皆集於此，以為湖南一大碼頭”。城中沿岸商業街區按總劃分是湘潭一大特色，各總區域內分布有碼頭，“城總市鋪相連，幾二十里，其最稠者，則在十總以上，十九總以下”。(18)縣城之外，通水路之處均有市鎮，“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賈列市”，貿易興盛程度，可與作為國內一大商貿中心的武漢相媲美。

盡管在明清兩代坐享“小南京”的盛名，兩代交替之間，湘潭依然遭受了戰爭的毀滅性打擊。明末清初是食檳榔起源故事所指向的食俗發生期。當時，湘潭城受戰亂影響，城中居民大多逃亡他鄉，加上清兵屠城之故，城中幸存的本地人寥寥無幾。戰後，大量外地人口的遷入為湘潭的居民做了一次大換血，並為湘潭補充了城市發展所需的農業與商業人口。在人口遷入的帶動下，當地經濟與人口水平得以復蘇。外地商人來潭後，於縣內修建碼頭與會館。外地商人的勢力大小也不斷變遷，干隆年間，湘潭的客商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江蘇，當時郴州、永州、茶陵、衡陽、攸縣等二十余個州縣所需食貨“皆於是地供給，故江蘇客商最多”(19)，又干隆《湘潭縣志·風俗》卷載，“客多江蘇資之者”，可見江蘇商人實力之雄厚。百年後，據《光緒志》卷七《禮典》所記，在各地外來人口所建會館中，江西省建有十三家會館，江蘇四家，湖北三家，安徽兩家，福建、廣東、江西各一家，晉、魯、豫、陜、甘五省共建一家，還有來自省內城市的永州、衡州、郴州會館各一家，可知百年來，江西客商的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此外，從會館數量便知，各地商人實力差距較大，北五省需合力共建一會館，而江西商人財力雄厚，勢力復蓋面較廣，單一省便占去會館總數四成有余。各地商人所從事的經營也各有不同。江西商人主要把持藥材、錫箔、錢店的經營，此外還包攬了油、鹽、銅、鉛、蠟、絲等貨品的經營，“他方人亦莫能攙也”。山西人主要經營匯票生意，淮商所販多為裘褐、汾酒、關角、潞參等物；閩商所售為利潤豐厚的煙草，“歲亦數百萬”；蘇商販綢布，江南人賣酒醬，至於檳榔，則是廣東商人的主業，“銀朱、檳榔、葵扇為大家”。(20)

本地人與外來人口的交往時有沖突產生，在戰後外來人口大量湧入的背景下，當地以土人與贛商的矛盾最為突出。據邵鴻對上海圖書館所藏湘潭家譜提要，在總計三百五十余種中，至少有兩百種為江西移民，其遷入時間多是在明代至清初。(21)“湖南湘潭城外，向來江西客民在彼貿易者十居七八，本地居民不過十之二三，各碼頭挑夫江西人尤多，平日恃眾強橫，最喜滋事”(22)，因江西人占據了“挑夫”一行的許多市場，在此領域經營的土人心有不滿，雙方時常發生沖突。嘉慶二十四年，城中還曾發生大規模的土客仇殺事件，“江西優人演戲火神祠，操土音，土人嘩笑之，江西人以為大辱。甲子，演於萬壽宮江西會館也，土人復聚哄之。丁卯，江西商復設劇誘觀者，閉門舉械殺數十人，乘墻傾糜粥以拒救者”(23)。此次械鬥事件規模較大，對當地也有著相當影響，羅汝懷於《綠漪草堂文集》的商賈論中述到，土客械鬥事件後，“賈易頓減，久之漸興而難復舊”。

不同文化的差異是許多沖突的起因。“城總土著無幾，豫章之商十室而九”，與文化背景各異的客商相比，湘潭土著“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立本務農的當地風俗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之下，顯現出包括信仰、服飾和飲食等習俗在內的新變化。(24)“縣去省城不百里，而服飾恒異”，究其原因，在於大量的客商帶來了各地不同的服飾。(25)據光緒《湘潭縣志》卷七，縣中所存祭祀場所包括較常見的宗教祭祀場所(佛寺、道觀等)、行業神與保護神的供奉之地(龍王廟、財神廟、關帝廟、天後廟等)、各族宗祠，還有各地客商所建、既作為同鄉活動場所又作為神明祭祀之地的會館，會館所祀偶像往往帶有較濃的地方色彩，如江西會館萬壽宮中供奉江西道師許真君，北五省會館(新關聖殿)祭拜來自山西的武聖關羽，亦儒亦商的安徽人亦以同鄉、宋代理學大家朱熹為偶像。各家祭祀多有不同，顯現出多元化的信仰風俗。

沖突與差異的背後，並存於湘潭的多種文化亦有融合的情況。一方面，在湘潭的客商保有自己家鄉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他們也希望能融入當地社會。光緒《湘潭縣志》卷八《人物》載，明末湘潭戰亂，城中五僧於當地收屍，得到安徽商人汪大軍相助；又有卷七《禮典》載，同治四年李志衡等人呼籲商人們捐款，募來款項作為主敬堂為當地民眾看病開藥的經費，每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為就診高峰期，受此醫療福利的民眾達數萬人，“經費出入，報縣令歲核之”。外地商人除協助當地民眾消疾禳災，對城市建設也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卷二《建置》記載，位於一總的長沙橋是由江南徐姓客商所建徐家橋所改建而成，十總的曾家巷先是由眾家捐修，後來“江西客民重修”。外地商人在湘潭行善，修建公共設備，對外地人在土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加分，此類舉動不排除為己利益、方便自家經營的考慮，但換個角度來看，也可看出外來人口獲得湘潭土人認同，為當地社會所接納的願望。

三、湘潭食檳榔傳說

從日月星辰到花石草木，對於一切事物，人們都希望獲得合理解釋。湘潭民間流傳著檳榔食俗產生的幾類傳說：

一是戰亂瘟疫說，也是流傳最盛、記載最多的一種，此說的起源時間在三種版本中分別為順治元年、順治六年與干隆四十四年。相傳順治元年清兵於湘潭大肆屠殺，持續十余日，屍橫遍城，不下十萬，後“有老僧收白骨，以嚼檳榔避穢”(26)；順治六年之故為，一老和尚將口嚼檳榔避疫之法教給一位來自安徽的程姓商人，商人依此法在城中收屍，而後他於湘潭安家，也將嚼檳榔習俗延續下來；干隆四十四年則“……居民患臌脹病。縣令白璟將藥用檳榔勸患者嚼之，臌脹消失。爾後嚼之者眾，久而成習”。(27)

順治年間的清兵屠城事件起於湖南一帶的反清運動，當時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於湖南集結抗清勢力，於湘潭為清兵所俘，拒降被殺。光緒《湘潭縣志》卷三記載了這期間湘潭所經歷的屠城始末：“五年十一月，明潰，將馬進忠、牛萬材、劉體純、袁宗第、張光翠、楊國棟等賊十四家，合眾數十萬，自武林桃源來堵，胤錫率高必正、李赤心躡之，喋血五百里，連營、寧鄉、益陽、湘潭三縣閑攻長沙，長沙堅守，退湘潭，分屯四十六里，焚掠三月，殺男婦數十萬口，其余死雪中，及凍餓者無算，唯花石以前副將胡景仁統眾兵不至，得全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