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清湘潭食檳榔起源故事為例 

內容提要：湘潭人嗜食檳榔，於當地形成檳榔文化。但檳榔並非產自本地，而是自海南等地販運而來，並於明清時期逐漸成習。在對湘潭食檳榔起源故事進行民俗學考察的基礎上，對外地食俗如何進入當地社會進行了研究。並在湘潭地方歷史背景下，通過起源故事來還原食俗的形成過程，對食俗形成原因作了進一步探討。 

湘潭檳榔，是用檳榔鮮果加工制作而成的日常食品，明末之前，湘潭食檳榔習俗還未成形，及至近代，嚼食檳榔已成城中一景，有人還將湘潭譽為湖南的“檳榔城”。曹興興與茹慧對我國古代檳榔種植與地域分布的整理中並未見湘潭，因湘潭本地並不種植檳榔。郭聲波與劉興亮用歷史地理方法對我國檳榔的種植、習俗分布與地域差異等進行的整體研究中提到，湘潭熟制檳榔的原因在於離產地較遠，有利保存。宋德劍曾通過文獻與人類學方法，描述並解讀粵東地區婚嫁習俗中的檳榔，但這一地區與檳榔相關風俗已成遺俗，縱覽史上得見檳榔記載之書可知，食檳榔一度成為我國飲食風尚，但現今不再流行。①

由於湘潭檳榔本身商品和成癮性消費品的性質，其相關研究還涉及旅遊學、經濟學、醫藥與衛生等領域，如袁亞忠、唐慧認為可將湘潭檳榔制作現場開發為旅遊項目；李莉指出湘潭檳榔的開發可憑借其地方特色，帶動食品產業的發展；蕭福元等人認為咀嚼檳榔對湘潭人健康的危害有局限等。②

總體而言，在對於湘潭檳榔的研究中，其歷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尚為一片空地。論及習俗的發生發展，也往往以嚼食以辟瘟疫之由一帶而過。為詳辨史實，本文現整理相關史料與調查所得，略陳湘潭檳榔食俗之來源。文中所關注的問題為：通過對食檳榔傳說的解讀，探討在明清時期湘潭食俗傳習的社會背景；檳榔從當地人眼中的外來食品過渡到本地食品，以及檳榔這種貴族食物逐漸為當地人所接受且平民化的過程等。

一、我國的檳榔食俗

國人食檳榔習俗由來已久，晉代嵇含編撰的《南方草木狀》中即有相關記載，“彼人以為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由此可知，在晉代的兩廣地區，已有了用檳榔待客的習俗，其食法是將生檳榔與扶留藤③、牡蠣殼燒制的古賁灰合在一起嚼食。檳榔的種植要早於這一記載，漢武帝時期扶荔宮內便移植有檳榔，但因氣候與技術等原因未能成功。在漢代檳榔已見於藥用，如《中藏經》“辨上痞候並方”、“辨中痞候並方”等藥方中便記有檳榔的成分④。南北朝《眞誥》卷十八也有“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啟”。此處修真者許玉斧服用檳榔之事，據作者陶弘景注，為治療“痰飲”疾病所需。

《文選》卷五蜀都賦劉淵林注“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食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古賁灰，按即牡蠣粉也，與檳榔並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延續《南方草木狀》所述，此段文中所見檳榔食法與現在海南與台灣的食法相近，也得見檳榔的傳統食用方式在這些區域的變動並不大。蕭子顯《南齊書》卷二十二列傳第三又有“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轝扇傘，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的記載，可見當時(南北朝)已有沈迷檳榔之味的人。最遲在唐代，曾為邊民專享的檳榔成為上層階級的奢侈品，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之二：“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此處所指“丹徒布衣者”為劉穆之。李延壽《南史》卷十五列傳第五，記有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招致“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後來劉穆之成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及至醉飽，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文中提到檳榔消食之功，這或許是價格之外，貧賤者吃不起檳榔的另一個原因。

唐代，檳榔習俗得到進一步發展。台灣與湘潭民間將韓愈敬為檳榔業始祖與行業神，始於這一時期韓愈與檳榔之淵源。據傳韓愈貶至潮州期間，為趨避瘟疫，開始嚼食檳榔，後來官至國子監祭酒、兵部侍郎等職，食檳榔習慣依舊不改。朝中官員見其嗜好檳榔，紛紛效法，在短期內為嚼食檳榔在長安城乃至北方都市內的推廣起到了極大作用。另一則流傳於潮州的故事則提到韓愈來潮後鼓勵人民種植味甘多汁的荖葉，以利與味道苦辛的檳榔合食。盡管人們尊韓愈為檳榔始祖，但其著述中卻未見檳榔影蹤，這或許與其被貶謫之後的心境有關。《昌黎先生文集》卷十《次鄧州界》道：“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苦悶之情溢於字里行間。與韓愈相比，生性豁達的蘇軾被貶嶺南期間，卻寫下不少心境平和的詠物之作。這位陶醉在“不妨長作嶺南人”之味中的詩人亦於《題姜秀郎幾間》一詩中寫道：“兩頰紅潮增嫵媚，誰知儂是醉檳榔。”

在唐宋至明代這一段時期，檳榔的使用隨著交通與經濟的發展亦擴大了地域范圍，但非原產地卻食俗風行之地亦僅限於交通便利的沿海港口與具強大消費能力的大城市。就全國范圍而言，食檳榔最盛的當屬台灣、湖南、海南和兩廣地區，“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檳榔者，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為禮”，可見過去食檳榔的流行，《鶴林玉露》中亦記述了嶺南地區以檳榔代茶的風俗。⑤容媛認為，廣東人食檳榔之風可追溯至唐時，宋時這一風俗十分盛行，及至明代，廣州食檳榔數量已減少，清代則已成為一種遺俗。⑥而今，廣東地區的食檳榔風俗確已不再常見，走在廣州的大街小巷，要購買到一袋檳榔並非如在湖南和海南那般容易。食檳榔成為遺俗的並不止廣州一地，《紅樓夢》第六十四回，賈璉勾搭尤二姐，借口今日未帶檳榔荷包，問其討要檳榔，尤二姐道“檳榔倒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別人吃”；第八十二回，寶玉上學後襲人得閑，“倒可做些活計，拿著針線要繡個檳榔荷包兒”；《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百回，卜子修關車門，檳榔荷包上一粒料珠兒滾下來，夾在了門縫里。這些材料均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北京、上海的市民與官宦，有攜帶荷包方便取食檳榔的習慣。震鈞遊長安城，發覺當地風俗與北京相似，如“食肆中喚菜必高呼，食畢必有漱水及檳榔碟，皆與北京同”，表明清末的北京與西安，民間有飯後食檳榔以助消食的習俗。⑦

元鼎六年，漢武帝於長安上林苑修建扶荔宮，移植龍眼、荔枝、檳榔、橄欖等熱帶作物各百余棵，但因南北水土氣候迥異而未能移植成功。⑧檳榔“性不耐寒”，不僅西北地區的檳榔樹難以成活，湘潭乃至湖南地區亦不適宜檳榔的種植。⑨古時作為地區傳統而存在的食檳榔習慣，多指向食材原產地，以台灣、海南為典型，至於四川、江西、福建、浙江、江蘇等地，雖有輸入，但多為貴族階級的消遣，較少形成精英與大眾同享的風俗。⑩此外，檳榔原產地的部分審美觀與非原產地頗為不符：“檳榔扶留，可以忘憂”，生檳榔與湘潭熟制檳榔都可醉人，因醉檳榔者兩頰發紅，如同飾有胭脂，故海南婦女有吃檳榔以為妝容的習俗。又如清代台灣，嚼檳榔之風亦盛極，人們食檳榔、以檳榔待客，且在衡量婦女的審美標準上，稱“婦人嚼成黑齒，乃稱佳人”。(11)紅頰黑齒作為檳榔的形象代表，亦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檳榔在廣大北方的接受度。

與廣東等地逐漸消弭、成為舊俗的檳榔食俗相比，檳榔在湘潭的現狀可謂差別甚巨。當下的湘潭街頭，嚼檳榔的人和販賣檳榔的攤點隨處可見，人們探親訪友送檳榔，逢年過節在家中備有檳榔待客，新人結婚時，為進門的客人遞一根煙、一枚檳榔，老友見面，先敬上一口檳榔……關於檳榔的種種習俗顯示出其食用的普遍性，在此背景下，進了雜貨店卻找不到檳榔的蹤跡，反成不合常理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