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撲

如果說踢氣球是一種較為輕松的體育運動，迅速在市民中間得到推廣的話，相撲則是一種較為激烈的強身健體的運動，也得到了市民的喜好和認可。宋代城市的相撲，和其他風行的爭標、蹴鞠運動一樣，最初也是起自軍隊——

宋太祖在戎旅之中，就曾制定過一條角力鬥毆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的“聖訓之法”，這是非常明確的以相撲訓練增強將士體質的措施。統一全國後，這條規定並未停止執行，皇宮經常從諸州解發強勇之人，訓練他們成為專業的“相撲手”，並仍將其歸為軍隊建制。在實行用相撲鍛煉體質制度方面，以南宋軍隊執行為最佳。建炎中興，當時有著名的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四將，以韓、岳兵最精，其精兵之源，主要得力於韓世忠、岳飛在部隊中貫徹了“相撲”的練兵方法。韓世忠、岳飛常常在軍中舉行相撲比賽，倘若誰獲勝，便將他另入一籍，每押隊的“旗頭”缺少了，就從此籍中選拔。又讓他們互相比賽相撲，決出其中勇力出眾的，封為副將。

韓世忠、岳飛還設置了親隨軍，這支親隨軍，又謂之“背”。顧名思義，選入此軍中，能稱得上“背”的，其體魄必是強碩無比，力壯如牛；形象也必是豪獷奇異，氣勢逼人，他們都是從優秀軍士中選拔出來的。倘若一人被選為“背”，軍內從統制官以下，都來饋送厚禮，大加犒賞，從而也就使軍中以相撲為榮的風氣大興。由於“背”者勇不可當，每逢相遇堅敵，遣“背軍”上陣，從來都是所向披靡，無不破者。

臨安朝廷特別欣賞這一優中選優、精中拔精的嚴格選拔相撲能手的做法。內苑侍奉皇帝左右的“內等子”，即標準的相撲手，都是由諸軍隊中膂力強健者充應的，一次僅設120個名額。他們演練相撲，常至深夜。因為只有管押人員十將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對，下等八對，劍棒手五對，屬於禦前忠佐軍頭引見司管轄的正式相撲手，即皇帝身邊的虎賁郎將，余者皆準備應，時間為三年一次。選拔制度如此嚴格，是為了充分保證相撲手優良的質量，三年期限一到，除管押人員十將各二名以下的“內等子”，都要呈試相撲。皇帝經常親自主持這樣的相撲升級比賽。

趙匡胤就主持過一次別開生面的相撲比賽。那是開寶八年（975）廷考，按殿試規則是以先交卷子，皇帝提問難不倒者為魁。可是應試的王嗣宗和陳識齋同時交了賦卷，怎麽辦？趙匡胤便命令王嗣宗與陳識齋當場角力，即以兩兩相當，分其勝負的相撲來爭第一。結果王嗣宗勝了陳識齋，奪得了狀元，並以此為驕傲，因而遭到了他人的譏諷：“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

此事雖有些荒唐，但反映了相撲在趙匡胤心目中的重要性。從此，由皇帝親自主持相撲升級比賽已成慣習，以此來提倡這一強身健體的運動。像《宋史》所記的一次：紹興五年（1135）三月，高宗閱看相撲手趙青等50人的角力，賽後，對這些力士轉資、支賜了錢糧。由於在皇帝公卿面前，直接可以決定誰能上名入次入額，所以每當此時——相撲鬢發蓬松、相貌威獰的力士們，隨著流星似的“急颭”音響，在寬敞的金殿上，拉開駭人的架勢，奮力爭交。飄舞的旗幟、陣陣擊鼓聲和相撲手的吼叫聲交織在一起，“疑是嘯風吟雨處，怒龍彪虎角虧盈”。以這樣的詩句描繪他們，是再恰當不過了。

被選拔出來的相撲力士，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專為國家

慶典等活動助興。在招待國外來使的庭宴上，相撲力士表演，成為必備節目。像內苑上壽隆重大宴行將結束之際，皇帝也是傳喚號稱“左右軍”的京師坊市兩廂的藝人集體進行相撲，似乎不如此，這次宴會就有失水準，正所謂“角抵罷時還罷宴”。

為了達到使人在杯觥交錯之中出一身冷汗的效果，相撲力士要使出加倍的氣力進行訓練。拼盡全勁的喊叫聲，不僅震動了屋宇，也沖出訓練場地，直逼附近的棟棟房舍——

終日袖手枯坐、埋頭典籍的學士，也不能不被這強大喧嚷動搖，心緒不寧。常侍徐鉉讀不下去書，只得命小童子出外看看是誰呼喊得這麽厲害。小童去探視，回來稟報說：是許多常侍在五龍堂練習相撲呢。徐鉉只好自我解嘲地說：這是我的同行啊，可是我無法和他們共歡樂呀。徐鉉與小童子的對話，間接地告訴了我們：相撲手可以任常侍之職，社會地位已相當高，起碼屬於宮廷中的一員。他們隨時跟皇帝出行，但不像那些出謀獻策的文士備皇帝顧問一樣，而是以其強健的體魄，增添皇帝攝人的威儀。

因為相撲力士一個個無不是面孔粗大，怪眼圓睜，行走猙獰如猛虎，站立威嚴似門神，著錦襖頂帽，握拳顧望的他們緊衛在皇帝車駕兩側，倘有圍觀皇帝的人發出高聲或騷動，他們給予一擊，立刻會使人鮮血淋淋。由雄風凜凜、威武強壯的相撲力士擔當重大禮儀侍從，這與唐代是有很大區別的，盡管唐代也有相撲力士，但多限制在“有力能扛鼎，則角抵可知矣”的水平。然而在北宋城市裏，相撲力士不僅僅侍從皇帝，即使名門望族外出造訪，也要帶上相撲力士，讓他們排列庭戶，顯示氣派……

在宋代以前，沒有哪一個時代，像宋代這樣，給予相撲如此之高的重視。宋初的調露子所著《角力記》中一段概括宋初東京相撲的面貌的話可以作證：

自唐滅，寂寞無聞，縱有其人，散投諸國鄉。今東京自梁祖以來，惡少者無不叢萃其間。舊例屠羊、豕者，必隸相撲管轄焉，貴益其脂膏爾，此亦近人饌之意也。於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莊宗之遺俗，故人多習焉。

更令人滿意的是，調露子在理論上條分縷析，給相撲以“正名”。他開宗明義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氣量巧智也。然以決勝負騁捷，使觀之者遠怯懦，成壯夫，己勇快也。使之能鬥敵，至敢死者之教，男無勇之至，斯亦兵陣之權輿，爭競之萌漸。

調露子的觀點與《晉書》“相撲下技”及唐代對相撲“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徑庭。調露子的理論，正是宋代城市中湧動的相撲春潮的回響，市民們已經將相撲當成不止於強身健體，而是兼求鍛煉靈活、技擊兇猛、自如應變的一種運動——

吳興有六名士子，去東京赴試，晚間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數名挾槍持刀、氣貌兇悍的強盜。士子中間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撲之術，號稱“霍將軍”的霍秀才，他立即讓同行者止步，列立於後。這是在迎敵之前，先穩住“陣腳”，然後，霍秀才主動上前出擊。由於他深得“撲倒”之精髓，用短棒擊中強盜的膝蓋，出手極快，轉瞬之間，數名強盜一個個仆倒在地不能起來了……

這一故事，是對調露子“擊要終在撲也”理論的驗證，也是宋代城市相撲已向較高深層次發展的一個征兆，市民對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深刻得多。像小兒相撲、女子相撲，就是非常獨特，均為宋代以前或以後所未有、所鮮見。

小兒相撲，據《識余》記載，大致是：兩小兒表演時，俯首，雙手支在地上，像牛一樣用頭相觸，互相較力，頗像兩兩戴牛角相抵的蚩尤戲。四川邛窯出土的小兒相撲瓷塑，表現的則是另一形式：互相摟抱相搏，雙腿拉開後支。這套瓷塑雖高僅6.4厘米，卻十分傳神。

小兒相撲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兩種形式。女子相撲，則和男子相撲形式一樣，裸露頸項臂膀，乃至腰圍，所以被人稱為“婦人裸戲”。女子相撲，曾在東京最大的宣德門廣場上，為皇帝與市民表演過，當時萬頭攢動、熱鬧非凡的場面使司馬光犯顏直書《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後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

從目前遺存在遼寧博物館的趙佶所畫的宣德門，與北宋鐘上宣德門浮雕，不難想見宣德門之高大雄偉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於此也就不難理解司馬光為之而上書，至今讀來仍有一股激憤之情了。盡管司馬光提出了“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但提歸提，並不妨礙女子相撲在城市體育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臨安，以“女廝撲”聞名的就有張椿等十名之多。

“廝”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稱“相撲”，而為“廝撲”，乃是取女性身單力薄之特點，含貶意。與“女廝撲”類似的還有“女颭”，它是正式相撲的前奏——臨安女颭為數不少，有囂三娘、黑四姐、韓春春、繡勒帛、錦勒帛、賽貌多、女急快等。她們在男子相撲之前，使用類似“水流星”的利於急速展轉的“颭”，打開場子，招呼觀眾，制造氣氛，待市民圍攏過來時，正式相撲開始，女颭便退下……

這種現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撲強身健體的本色在減弱，搞笑逗樂、極力迎合市民欣賞需要的成份在相撲運動中逐漸增強。如“戾家相撲”——

“戾家”，是臨安的常諺俗語，當時有“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許戾家”的話，可見“戾家”一語，寓有不學、不內行的意思。張端義也曾用“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雲‘戾家’是也”來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稱“戾家相撲”，不過是由於相撲手眾多，不得不標新立異，自立貶語獨為一家，用來吸引觀眾。既然以“戾家”自我標榜，在表演相撲時，自然就有引人發笑的戲耍性動作。這使相撲越來越耐看，常見的“喬相撲”就是這種類型的項目。

“喬相撲”是表演者隱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兩個偶人的衣服套子裏面，表演者彎腰四肢著地，背負這對雙手連接成互抱姿勢的偶人，表演者的雙手下面穿著一雙靴子，作為一個偶人的雙腿，自己的一雙真腿作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擄、後掛、摟腰、盤腿各種姿勢，盡情展示相撲時的各種解數，看去和真相撲一樣……但比較而言，還是兩兩相當的角力是城市相撲運動的主流，當時臨安以相撲著名者就達44名之多，而以“喬相撲”著名者不過9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