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的布達佩斯市民

實際上現在還有30萬左右蘇軍駐紮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去世時，曾有相當緊張的戰備行動，使得不少關心國際局勢的人們緊張起來，因為蘇軍的坦克向著匈南邊境開去。這個蘇聯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匈牙利的“朋友”。1956年10月爆發的匈牙利革命，因為民眾與這個“朋友”展開了巷戰，所以現在對下一代的孩子們的教育中，都把這場革命定性為“反革命暴亂”。

即使開放巷戰戰場，誘導外國遊客參觀；或者相反，即使完全把那些彈痕完全填補塗抹掉，也難以抹去布達佩斯市民那種屈辱的感情。可是，在匈牙利國內幾乎完全看不到蘇軍的士兵，有人說有30萬，也有人說有50萬駐匈蘇軍。他們大致駐紮在發電廠那樣的“據點”裏。

因為蘇聯人的無孔不入的干涉、不信任的態度，匈牙利人都直率地說，依然對他們沒有好感。相反，在布達佩斯每個街道都會不期而遇黑市收購美元的男子，如果把收購美元的黑市看作“社會主義”匈牙利的恥辱或創傷，那不過是一種缺乏深究、過分簡單的看法。

最近在某個報紙上看到有個記者寫的，在整個布達佩斯市內不太能看到熱愛匈牙利的市民的報導。這樣的報導一點也沒有可信之處，完全是謊言。這是無意識地參照某種標準——即匈牙利是個“清廉的、美麗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評價的匈牙利國民的，即使參照這種標準來評價的話，那就犯了錯誤，是雙重的、甚至三重的錯上加錯。因為記者注意的是無數的活躍在街頭的黑市買賣，但是，這完全不是問題（愛國與否的問題——譯者）的本質，問題的本質在其它地方。

先前我誤把特意用凹凸不平石片裝飾的墻面看作彈痕小聲叫了起來，讓離開匈牙利流亡加拿大的旅遊者們感到失望而皺眉。然而，也是因為我說了這句說錯了的“俏皮話”，引發了我與他們稍微深入談論了一些與革命事件相關的歷史過程、民族問題等話題，這些話題一下子就使得巴士上那位導遊老阿姨的表面的介紹顯得膚淺乏味，讓人有點掃興。

在這樣談話的流程中，完全不允許把這些問題作為“俏皮話”的談資，當時我並不是作為“俏皮話”說出來的。我是把歐洲建築上司空見慣的用石頭，裝飾成自然風化的凹凸誤看作是彈痕而不由自主發出了感嘆，雖然那凹凸也做得稍微精細了一點，但不至於被誤認為彈痕。所以“俏皮話”就變得讓人感到是我故意“制作”出來的惡作劇的“俏皮話”，效果很不好。

打個比方，就如看到路途有一隻貓伸開四肢朝天躺著，指著這隻貓對人說“你家的老爺子戰死時也是這個模樣。”聽者必然惱火，還要發出苦笑。豈止苦笑，也可以說難過得要死的“死笑”。笑，實際是人活著拼命表達自己的存在一種掩飾外表的演技。人並不都是因為快樂才笑的，也有笑呀、笑呀，笑到最後流出眼淚，有時也是不由自主地爆發出來的瘋狂——狂笑。

當然，我的“俏皮話”的後果並沒有那麼嚴重，可也是大失態、犯了大過錯。趕緊尋找出錯的理由，一慌張，我的英語結結巴巴起來。那位加拿大人原先默契地與我約定一起吃晚飯的，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沒有踐約。為何會有這個結果，我想，可能是我自我解嘲多說了一句：“我生來擅長黑色幽默。”這句話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讓人對我敬而遠之。

“黑色幽默”確實也是我的品性“特征”之一。當年搞學生運動舉行示威遊行，被防暴警察包圍得嚴嚴實實時，處於難以保證身體毫發無損回家的危機之中，我還是要脫口而出說我的“黑色幽默”的俏皮話：“保護好自己的臉和‘小弟弟’，否則不能結婚了。”

當然，人們都原諒了我。9月11日一整天我犯了不少類似的錯誤。那是個陰天，後來還下起了小雨。可是我依然和布達佩斯朋友一起去瞻仰匈牙利革命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