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者蔣曉梅在針對臺南市城市意象研究中，通過對城市意象早期理論與文獻的回顧，並藉由專家觀點，提出構成臺南城市意象的 6 大元素，即實體性空間與建築群、特殊文化資產與古跡、地方色彩與民俗活動、城市藍帶系統(水系)、城市綠帶系統、城市天際線與地標[18]。

Laaksonen 等采用視覺拼接技術(visual collage technique) 和群體焦點訪談的方法(group interviews)研究了芬蘭瓦薩市(Vaasa)的城市意象，其研究結果顯示該市的城市意象可被劃分為 3 個不同的標準層次：觀察層面(The observation level)、評價層面(The evaluation level)和氛圍層面(The atmosphere level)；其構成主要為 4 個方面，即自然屬性(Nature)、建築環境(Built environment)、文化(culture)和產業(industry)(圖2)[19]。

Luque-Martinez等針對西班牙格蘭納達市(Granada)，在深入訪談基礎上建構了城市意象的整體模型，並厘清了城市意象的觀念和組成因子，其研究結果顯示該市的城市意象構成元素為12 個：吸引人的城市和建築 (Architectural and urbanistic attractiveness)；運輸系統、城市基礎設施及交通(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raffic)；歷史遺產(Historical heritage)；環境(Environment)；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文化(Culture)；創新及商業文化(Innovation and business culture)；經濟及商業(Economy and commerce)；公共設施的範圍(Range of services)；大學教育(Education-University)；城市的國際化水平(International projection)；民眾的自我意識(Citizen self-perception)。上述因素總體上構成格蘭納達市(Granada)的城市意象，並與城市居民的居住滿意度(living satisfaction)呈強正相關關系[20]。

                                                                                                          (Guatemala)

國內城市意象的研究大量出現於20 世紀90 年代末。顧朝林和宋國臣針對北京城市意象的研究，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基本繼承了Lynch 以刻畫城市實體空間為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21]。李雪銘和李建宏對大連市城市意象的分析，將Nasar 對城市意象評價與Lynch 對城市意象空間分析的研究視角進行了有效結合，但主體上，還是以城市意象實體元素分析為主[22]。馮維波和黃光宇在對重慶城市意象元素的分析研究中，增加了評價性研究，但研究主體還是以意象實體構成元素為主[23]。

藉由上述成果可知：國外早期的城市意象研究主要聚焦於城市空間的結構性解析，該研究視角、研究方式與研究結論對城市空間規劃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和應用意義。同時，還應該注意到，該研究階段成果較為突出的學者歸屬國家和社會背景，其基本均來自美國。該時期為美國二戰後城市與經濟建設的“黃金期”，城市化運動在美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而學者們面對城市意象空間實體特質的研究成果也直接為城市化運動提供了最為基礎的科學參照。伴隨著二戰後西方世界大規模城市化運動的逐步結束，城市居民開始更多地尋求居住的舒適性和城市精神與文化環境的改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意象研究開始轉向城市軟環境評價。而國內城市意象研究從20 世紀90 年代到如今，主要研究成果也體現出與國外類似的發展脈絡與特質，大量的研究所聚焦的是城市空間結構的解析。

由此，筆者認為，城市意象研究的特點與研究對象和研究者所處的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背景密切相關，這種隱含背景也決定了城市意象研究的基本走向。

3.2 研究方法

自1948 年認知地圖被Tolman 提出後[24]，該研究方法已成為分析人類空間認知的有力工具[25]。特別是針對城市地理空間的分析，認知地圖可以清晰地展現點、線、面積、表面(道路、邊界、區域、節點和標誌物[14])等空間內容[26]，並形成個體空間認知的內在展現網絡(internal representation network) [27]。

該研究方法在被Lynch 借鑒到城市意象研究中後，受到後來學者廣泛認可並加以持續使用。但也由於認知地圖形成的復雜性，往往會造成針對城市意象分析過程中某些空間信息的漏損和扭曲[28-30]。因此，幾何分析[31]、心理測量[32]、GIS 空間分析技術[33-34]等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城市意象的分析當中，並成為近年來城市意象研究不斷深化的重要手段[34]。

從上文的研究成果分析中可以明顯看到，國外在2000 年以後，特別是近幾年，學者們針對城市意象的研究方法已不僅局限於常用的認知地圖，社會學和心理學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城市意象研究中也得到不斷應用，如心理學的實驗研究(視覺拼接技術)、社會學的深度訪談(群體焦點訪談)、專家實地勘察評價、社會心理調查與測量(開放式問卷、李克特量表、語義差量表)。這些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融入，打破了以往傳統使用認知地圖獲取城市意象構成的局限，使城市意象的研究結果不斷深化，呈現出更加多維多彩的城市意象構成。

4 旅遊目的地意象

4.1 研究發展脈絡

旅遊目的地意象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71 年，Hunt 在其博士論文研究中，成功將意象的概念融入旅遊目的地研究當中[35]。自此，該研究命題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並逐步成為現代旅遊研究的熱點命題和旅遊目的地市場細分、市場定位及競爭分析的重要工具[36]。

到目前為止，旅遊目的地意象構成理論可歸結為如下6 個標誌性階段。Fakeye 和Crompton 根據Gunn的理論[37]，將旅遊目的地意象劃分為原始意象(organic image)、誘發意象(induced image)和復合意象(complex image) 3 個階段構成[38]。Gartner 在意象形成因子的研究中表示，意象的形成可視為連續性的過程或訊息，每一類型的意象傳送途徑均不相同，而經不同管道輸送到消費者腦海中的訊息會形成個人對地方的印象，依據性質可劃分為 5 類，即顯性誘導因子(overt induced)、隱性誘導因子(covert induced)、獨立因子(automomous)、原始訊息(organic)和到訪目的地(visit to the destination)[39]。Echtner和Ritchie 提出了旅遊目的地意象概念構架，其中包含 3 個連續性維度：整體(holistic)-個別屬性(attribute)、功能性(functional)-心理學(psychological)、普遍(common)-獨特(unique)[40]。Balogulu 和McCleary 所提出的旅遊目的地意象構成包含了3 個基本維度: 認知意象( cognitive image)、情感意象( affective image)及其二者共同構成的旅遊目的地整體意象(overall image)(圖3)[41]。

Beerli 和Martín 從實證層面對Balogulu 和McCleary 所提出的旅遊目的地意象構成進行延伸研究，揭示旅遊目的地意象成因主要受個人因素( personal factors) 和訊息源( information sources)影響(圖4)[42]。

Tasci 等在以往研究文獻分析基礎上，提出了旅遊目的地意象構成的互動系統，該系統將旅遊目的地意象的形成劃分為 4 個相互包含與遞進的圈層，核心圈層的旅遊目的地意象存在普遍(common)-獨特(unique)關系；經由核心圈層而形成旅遊目的地意象的基本屬性(attributes)特征；由此而引發旅遊目的地意象存在 3 個基本維度，即認知(cognitive)意象、情感(affective)意象與行為(conative)意象；最後所形成的是旅遊目的地的整體(holistic/overall)意象[43](圖5)。

比較而言，國內旅遊目的地意象研究起步較晚，大約在2000 年左右開始大量出現，基本以對國外成果的綜述介紹為主[44-50]。近年來，隨著該研究內容和本土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在旅遊目的地意象原創性研究上也有了一定的發展。田逢軍等采用問卷調查和意象草圖繪制相結合的方法，從評估性意象和結構性意象兩個方面對南昌市旅遊地意象進行了實證分析，該研究結果顯示出旅遊目的地意象組成元素的重要性排序依次為標誌、路徑、區域、邊界和節點，最主要的意象組織手段是標誌、路徑和區域[51]；該研究結論與Peace 對巴黎的旅遊空間意象分析結論基本一致[52]。周永博等對江南水鄉古鎮的實證研究中提出了旅遊目的地意象的三維耦合構成(文脈屬性、地脈屬性及功能屬)[53]。白凱等則將旅遊目的地意象的研究有效拓展至色彩構成與認知層面[54]。

藉由上述成果可知：國外的旅遊目的地意象研究從開始就具有典型的心理學視角[55]。在旅遊目的地意象的理論發展中，學者們從最初的意象階段構成劃分入手，進而探索與劃分不同的意象致變因素；近年來則在旅遊目的地意象系統構成與系統互動關系上獲得了一定的進展。國內該方面研究基本以借鑒和應用檢驗為主，就本土研究議題的深入及原創性研究還相對少見。

(原文收藏自《地理科学进展》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1 年10月第 30 卷第10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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