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性別，對於女性意味著什麽？

這里，我想分享一點我自己的“個人化”經驗。

幾年前我住在學校時，我的鄰居中有兩個男同事，我們年齡相仿，同為博士。整個漫長的暑假，是我們可以擺脫學校的日常事務專注於讀書治學的黃金時段，在這一時段，這兩個男博士總是早出晚歸，中午在食堂吃飯，整個白天在實驗室度過，晚上則是他們打球散步的休閑時光。相比於他們，我的暑假卻是支離破碎的，因為孩子在家，我必須每天呆在家里，按時做好一日三餐，晚飯後還要陪她戶外活動，照顧她的身心健康。雖然，我在家也可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工作，那兩個男博士在實驗室也未必整天用來工作，但我們之間的差別仍然是根本的：他們可以享受一種自在，無掛礙，可以盡情投身於所謂的“普遍性”、“去個人化”和“抽象性”的思考，這是他們作為父親的優勢，而我必須在專注工作和生活的瑣碎乃至平庸之間進行無休止的搏鬥，這是我作為一名母親的無奈。

對於因性別差異而來的這種角色身份的差異，我曾經以為，它的確如波伏娃所說的，是外在原因、是社會文化造就的。從我成為母親那天開始，我就在進行一種有意識的反抗。成為母親，在喜悅的同時，也感受到巨大的焦慮。一方面，自我的永恒分裂使我感到無力、恐懼——我被分裂成“我”和“孩子”兩個部分，孩子作為我體外的一個存在者，我對她是失控的，我無力絕對保證她的安危與幸福；另一方面，每天無休止的尿布、奶粉的混亂也使我恐懼，這是一種海德格爾似的沈淪於瑣碎、無力自拔的恐懼，生命好像忽然關閉了一切的可能性，走到了盡頭。我選擇的反抗方式是報考博士，重新為自己打開一種可能性，強迫自己將一只腳跨出那種日常的瑣碎之中。在讀博士的過程中，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女性主義理論研究方向，我想為自己的焦慮找到答案和解脫的途徑。

幾乎花費了十年的時間，我才逐漸明白，一切焦慮的源頭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是與生俱來的，是我生而為女性並且選擇了成為母親這一性別角色所帶的。天賦人權，天也賦責任，如果我們承認性別差別，我們也必須承認不同性別所承擔的不同責任，以及這一責任的不同內涵。作為母親，我其實無可逃避，無可反抗，我必須花更多時間呆在孩子身邊，陪伴她，照顧她，我必須學會走平衡木，在做母親和做自我之間尋找平衡，我必須在瑣碎的同時與瑣碎、平庸、沈淪做永久的鬥爭。

理解這一點之後，我就疏遠了女性主義。而我相對的解脫是孩子逐漸長大，逐漸獨立，我的自由度逐漸擴大。

每一種性別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女性如此，男性也如此。只是，拋開社會文化的因素，男性的確從他們的自然性別角色中得到了更多的自由。成家立業、結婚生子，對於一名男性而言，可能意味著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後方，而對於女性而言，幾乎成為全部的堡壘。——所以，史蒂文斯結婚之後，可以在家中扮演絕對的權威，絕大部分的業余時間呆在自己的書房，或者獨自去散步、去劇院，而結婚生子之後的普拉斯會痛苦糾結最後以自殺了結。

女性當然也可以模仿男性，比如年老的杜拉斯，可以抽著煙，豢養著他的小情人，但絕大多數女性，在情感關系中，卻無可救藥地渴望著男性的力量，正如昆德拉在小說《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中所說的：“最沈重的負擔壓得我們崩塌了，沈沒了，將我們釘在地上。可是在每一個時代的愛情詩篇里，女人總渴望壓在男人的身軀之下。”每一個真正傾向於異性戀的女性，對於昆德拉的這句話也許都無法反駁，不管她如何強勢，采取何種方式，在性上，她是渴望男人的力量的，這是自然規定的兩性身體關系，女人無能為力。如果身體始終在語言和心靈的建構中在場的話，那麽這種兩性身體關系必然會向心理領域、向社會文化領域蔓延，也就是說，必然導致女性在心理和社會地位上的依附地位。

正因為女性在情感模式上的這種依附性，使得女性即使和男性一樣選擇獨身，其內涵也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在《“別處”的不同意義——拉金與摩爾詩歌之比較》中比較了詩人菲利普•拉金與瑪麗安•摩爾的差異：“獨身的拉金並不缺乏愛情，他與多名女性擁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愛關系。他之所以樂於在自己和婚姻之間樹立一道‘玻璃’，只是為了擺脫婚姻的責任。獨身，卻仍然享受愛情，因為愛情不會像婚姻那樣妨礙他的自由……摩爾和拉金一樣，也終身未婚，但其實際狀態完全不同。摩爾的獨身是對婚姻與情感的一並拒絕，她不曾和某位異性陷入情感糾紛，也不像拉金那樣對兩性之愛如此依戀，因為她深知，情感與婚姻一樣都會讓一個女性陷入可悲的、不自由的境地。（這充分顯示了在情感問題上男女之間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