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性詩歌中的詩歌

如西渡所說，女性詩歌與詩歌是兩個不同內涵的概念，後者意味著普遍、“去個人化”、“抽象”的詩歌，他只能在女詩人身上看到了這種傾向的萌蘗而看不到這樣的成果。那麽，事實真的如此絕對嗎？就我個人的閱讀和翻譯視域而言，我認為起碼有三個女詩人是符合這種詩歌標準的，她們是瑪麗安•摩爾、伊麗莎白•畢肖普和瑪麗•奧利弗。

摩爾的詩，即使放在男性詩人之中，其普遍性、去個人化、抽象性可能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這些特質與她的語言形式相結合，使她能夠側身於由艾略特、龐德、史蒂文斯等強悍的男性詩人主導的現代詩歌之中，並且得到了這些詩人的贊賞。她的力量表現在：

“充滿悖論的是，摩爾對於生活如此投入，她的詩歌卻很少直接寫到生活，也就是說，生活從來沒有成為摩爾詩歌的關鍵詞。相比於生活，摩爾在詩歌中更關注‘別處’，關注那些遠離生活的事物或者事件（例如她的穿山甲，獨角獸，大象和冰章魚），即使當她真實地記錄一場生活事件時，她也會將之變形，使之具備某種遙遠的屬性。比如摩爾著名的詩歌之一《墳墓》，其開頭記錄的是摩爾和母親在某次海邊度假的真實經歷，當摩爾和母親眺望大海時，某個不禮貌的男性站到她們前面，擋住了她們的視線，摩爾為此感到憤怒，她的母親則安慰她說，沒有人能站進事物的中心。當這一真實事件以及她母親的語言被記錄進這首詩歌時，它卻具備了一副抽象的面孔。《寄居在鯨魚中》這首詩同樣源於她1915年12月一次真實的紐約之旅。這也是一次嚴肅的文學之旅，是年輕的摩爾為自己開拓寫作成功之路的起點，在這次旅行中，她會見了一些未來的藝術家朋友和編輯，包括阿爾弗雷德•克萊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和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參觀了後者位於291號大街的工作室。這一次旅行給她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在寫給哥哥的信中，她將這次短暫的旅行描述為‘寄居在鯨魚中’。1917年，當她以此為標題創作這首詩歌時，其直接的激發事件是1916年的愛爾蘭復活節起義。最終，她將真實的私人事件、愛爾蘭民族政治事件納入了一個魔幻的意象之中，使這首詩遠離現實，同樣成為一種抽象的敘述。” 也許還不止於此，她的詩歌還包含著對宗教傳統的呼應和矯正，如果我們作為中國的讀者能夠讀懂《寄居在鯨魚中》這類詩歌中的宗教背景的話。

伊麗莎白•畢肖普，請讀一讀她的《在魚房》這首詩吧，從開頭細致入微的觀察，近似於沈思的敘述，潛藏的悲憫，到最後交響樂似的升華，這中間挾裹的深厚內力，難道弱於男性詩人嗎？假如我們按照某些翻譯者曾經犯過的錯誤，將畢肖普（Bishop）真的譯成“大主教”，為畢肖普賦予一個男性身份，我們是不是會覺得她的詩歌瞬間變得莊嚴、有力？我們在閱讀女詩人的過程中，有沒有因為性別身份而無意識地貶低女性詩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