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研究“中國化”面對的本土難題

國內文化研究界在介紹國外文化研究的同時，近年來也越來越關註中國國內（甚至大中華區及東南亞各國）的文化研究實踐，編輯出版了多部討論中國文化研究現狀的著作，還舉辦了一些以“文化研究的中國化”為專題的研習會議。前者如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2008）、孫曉忠編《方法與個案:文化研究演講集》（2009）、王曉明編《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和《從首爾到墨爾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歷史與未來》（2012）等書，後者如重慶大學高研院在2016年暑期舉辦的第一屆“熱風”文化研究研習營——“文化研究的中國化”。本人有幸參與了這個研習營的學術活動，與青年教師、在讀研究生和一線社會運動實踐者進行了一些交流。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脈絡、理論融合、政治訴求和實踐經驗，同時迫切期待將英國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應用到中國廣闊的當代文化研究實踐當中去。這當然令人鼓舞，但我們同時也得明白：大家越是迫切，越需要加深對文化研究基本特征的認識，越需要對在中國開展文化研究的“難題性”（problematic）和可能性進行更謹慎的檢視。

“難題性”的說法直接來自霍爾對文化研究方法論的獨到概括。他認為應當把文化研究看成一種獨特的“難題性”，一種與現實產生互動、對現實提問並介入現實的知識方式。[8]這個詞很可能是他從阿爾都塞那裏借用過來的。不論漢語學界將problematic譯成“總問題”、“問題框架”、“問題意識”、“問題式”、“問題域”或者“難題性”，我們都應該明確：它指的不是被不斷提及的普通的所謂“問題意識”，而是直接涉及知識實踐與現實境遇的直接碰撞，涉及這種碰撞所造成的新的提問處境和提問方式。^[9]換句話說，文化研究不是要在理念領域去建立一種新“理論”，或者運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考察對象進行簡單的“批判”，而是要在已有的思想陣地進行一種全新的知識實踐，讓思想和理論與現實境遇產生真正的碰撞，最終完成改造世界和改造知識者本人的雙重使命。由此可知，文化研究具有很強的在地接合性，它與“如何向現實提問題”、如何與現實矛盾互動等實踐指向有著直接的關聯，是一種讓理論與實踐始終保持張力並充滿新知和探索的知識活動。這麼說來，要想推進“文化研究”的中國化，單靠大量譯介國外學者的已有成果，僅靠大批量地生產那些缺乏文化研究自覺意識和現實批判力度的學術成果，肯定是不夠的。目前面臨的主要任務，也是主要的難點，就是如何提升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自覺，如何認識和解釋中國當前的社會文化結構。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文化作為一種表征整個社會變遷的綜合癥候，自然也經歷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變革。很多人曾以為知識分子群體能對這一變化歷程做出全面判斷，但事實證明，這一群體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就逐漸失去了自己在80年代以前曾經擔當的那種真切探討社會變革的熱情。緊接著在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先是技術型、實用型知識人分離出去，隨後是人文社科知識分子就改革的現狀和前景產生了針鋒相對的爭論，出現了思考深度非常有限的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再往後，知識分子幾乎都被各種“項目”和“人才工程”分門別類地收入囊中，很多學人忙於應對各種數字指標和考評，再也無法或無意深入地關註公共問題了。僅存的一些數量不多的喜歡關註公共議題的學者，基本上分化為國家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之類的小圈子自說自話，已經很難就某個論題展開真正的爭論。因此，如何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的結構特征以及相關的文化癥候，成了一個難題。

對於這個高難度的問題，估計只能是見仁見智，永遠不可能有什麼可以服眾的“定論”了。筆者參閱了相關學者的觀點，傾向於把中國社會問題放在跨國資本與民族國家相互博弈（既競爭又利用）、民族國家內部階層利益劇烈分化的大格局中來看待，並由此看出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進程呈現出兩副看似矛盾卻相輔相成的面相：一方面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疊加促成了官、產、學三界精英的一體性結構，同時伴以持續增長、吏治腐敗、貧富分化、個人自由主義理念以及消費文化的勃興；另一方面，由於這種狀況與中國20世紀的革命傳統和社會主義追求產生強烈反差，加之全球金融危機的瘋狂劫掠所激起的普通民眾對於資本主義的重新批判，曾經多年遭受冷遇和邊緣化的社會主義思想，悖論般在民間知識界和一些底層民眾文化當中得到了覆活和成長。

與這種結構性的社會矛盾和文化對抗相適應，整個社會在文化表征層面必然呈現出覆雜景觀。一方面，從公共傳媒中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捍衛社會主義理想、推進社會改革之類的宏大修辭，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影像都被商業和資本的內在邏輯置換掉了，娛樂、遊戲、心理按摩、美食、置業、健身等話題充斥著數以百計的電視頻道和各大門戶網站。一方面不斷推崇並更新生產和消費的最新增長數字，另一方面把普通勞動者越來越置於邊緣化的隱形位置，在黃金時間、黃金檔和黃金地段的廣告中竭力突顯“成功人士”的旺盛物欲和“高雅”文化追求。換句話說，與社會的劇烈分層相配合，文化領域也完成了相對明晰的分層和區隔。大量中產和有產階層越來越不願意去了解底層民眾的實際生活和精神追求，而底層社群對所謂高等人群及其文化追求的厭惡感也在與日俱增。幾年前國內某著名電視台搞過一檔收視率極高的相親節目，一個勤奮努力的打工男青年信心滿滿地走上舞台，由於沒房、沒車、沒個頭、沒風度也沒學歷，在被動接受10位時髦女郎從頭到腳對他的輪番品評和“審判”後，受盡奚落和嘲弄還最終被全部“滅燈”。在這個節目以前的某個檔期中，曾有一女郎公開聲稱，她“寧願坐在寶馬車裏哭也不願坐在自行後座上笑”。黃紀蘇看後不無憤激地評論：“由億萬勞動者出資、由各級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夥同各色男女流氓操辦的大眾傳媒，都爭先恐後地謳歌財富，肆無忌憚地嘲笑勞動，針紮錐刺著底層民眾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視界。”[10]這句話生動地勾勒出了當下中國流行文化生產在社會階層和價值觀急劇分化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也揭示了社會文化分層的嚴峻事實。如果更多的青年人被這種人為的新結構所奴役，那麼被奴役的將不只是物質，還有人的精神和思維。人們為了擺脫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境，需要從各種各樣勞動人民的文化創造（既有歷史傳統的也有現實生長的）中尋找新的靈感。令人欣慰的是，伴隨著文化上的分層和區隔，在民間社會出現了與這些權錢支持的大眾商業傳媒迥然不同的勞工文化。比如，成立於2002年的“北京工友之家”，多年來從高唱打工歌曲維權、開設打工子弟學校、創辦打工博物館、舉辦“打工春晚”、創建新工人培訓基地再到開辦公益企業同心商店和同心農園，一步步走來，不斷向社會傳達勞動光榮、合作互助有望等難能可貴的新思想和新情感。這說明一部分覺醒的底層工農已看清了商業權貴文化的操縱和欺騙性，走上了創造文化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