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節奏：從「古詩」到「新詩」的轉型

以上我們雖然批判了抒情傳統，認為抒情傳統的論述不盡符合中國文學的真相，但鄭毓瑜的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1] 卻從不同的角度，為抒情傳統重新確立存在的價值。這個新的角度，就是脫離古典研究的定位，把抒情傳統放回產生時的「情境」之中，看看抒情傳統是如何被提出，如何回應現代化的衝擊，又是如何為現代文學指引新方向。

《姿與言》延續了《引譬連類》對於「知識架構」的探討，轉而追問「知識架構如何轉型」的問題──在「晚清─民初」的變世情境中，知識分子如何面對「現代化」的挑戰，促使漢語詩歌調整自身腳步、完成現代轉型？[2]

「舊詩」之所以遭到五四文人的反對，認為非以「新詩」取代不可，主要是因為「舊詩」的創作原理是引譬連類，創作時總是要牽涉到龐大的知識框架，故予人好用典故、陳陳相因之感，不僅內容難以讓現代人理解，而且形式上還受到格律的束縛──這些特質都不符合現代「自由」、「解放」、「創新」的價值觀。胡適等人提倡「作詩如作文」，就是要解放詩體，讓「詩」變得平易近人、自然可喜，在創作上能自由奔放，不受任何格律限制。

然而，胡適對「新詩」的提倡，不僅沒有確立新詩的地位，反而留下更多問題。在打破一切格律限制、也不襲用古典詞彙之後，「詩」究竟還剩下什麼？

這問的其實是最根本的問題：「詩」是什麼？──強調自由解放的新詩，雖已全然擺脫古詩格律的限制，但「詩」之所以異於「文」，就在於「詩」有它獨特的表現方式，也就是有「節奏」。

如果我們認為古詩的格律是一種生硬的「限制」，那現在我們就必須要找出一種屬於漢語本身的、「自然」的節奏，才能確立「新詩」存在的意義。鄭毓瑜說：「很顯然，再也不是白話是否可以作詩，而是白話詩有沒有自己的音節，才是新詩是否可以成就第四次詩體解放最核心的問題。」[3]

要使「新詩」得以確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漢語內在的「自然音節」。就是在這個議題上，鄭毓瑜顯示出卓越的判斷力，她認為真正從理論的層次上去處理這個問題的，其實是「看似保守」的小學研究者與古典文學研究者。鄭毓瑜說：「討論『現代詩』不應該忽略如馬建忠、劉師培、黃人、黃侃、唐鉞、胡樸安、陳望道、李安宅，以至於陳世驤或高友工等人，是如何自覺的去發現漢語、漢字所以存有與應變的依據。」[4] 其中提到的眾多學者，都不是如胡適、陳獨秀等「改革派」的人士，而是埋首於古典文化的研究者；想不到恰恰是這些從傳統中汲取資源的學者，才真正回應了「現代化」的課題。

在重探漢語的特質時，有別於馬建忠與胡適從文法學的角度對「目治」的重視，音韻學者黃侃強調傳統章句之學「因聲求義」的「耳治」面相，開啟了漢語「聲音」與「意義」關係的討論。隨後唐鉞藉「聲隨意轉」的詩學原理，探討語音如何透過重複或同異的區分變化來與文義相互配合呈現；胡樸安則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討無意義的聲音如何形成有意義的語言，為「聲隨意轉」提供了理論基礎。此外，胡樸安還將語言的發生溯源於人身感知，[5] 這使得後來的學者（即陳世驤）得以從「身體律動」的角度發現漢語內在的音律節奏，並重構漢語詩歌感知世界的方式，建構了一套貫串古典與現代的「新詩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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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學：抒情傳統的現代意義

儘管胡樸安已將語言的發生溯源於人身感知，但他的研究畢竟只著眼於「語言」本身，只從語言呈現出來的「音節」來討論詩歌節奏，而陳世驤就從這裡更進一步。鄭毓瑜認為，陳世驤的問題意識已經超越了其他學者對於「聲音」與「意義」的討論，進入更深的層次：

我們揣摩陳世驤最初的發問，也許是探尋在聲音所構成的「格律」或語音所代表的「意義」之外，有沒有一種更為深層而自然的節奏，它從一開始就緊緊跟隨著情思而周流迴轉，語氣仿佛心神的吐納，字詞成為全身的感官，這一體共在的游旋姿態，有沒有可能從一開始就引領了我們整全的感受與表達？[7]

即不只是討論詩歌的節奏而已，而是要探本溯源，尋繹漢語發生的本源奧秘，並以此出發重構「新詩學」；也就是說，陳世驤所謂的「自然節奏」，其實是形構出整個漢語表意系統的「本體」，而不只是漢語呈現出來的某種語音現象。

緊接著，鄭毓瑜藉由陳世驤對〈文賦〉的英譯與相關研究，探討「姿」（gesture）如何體現詩人在創作過程中的身體節奏感。〈文賦〉的主題是闡述詩人創作的過程，其中有「其為物也多姿」一句，陳世驤藉此強調「姿」是指「一種特殊活動狀態」，是在「進程或進狀的活動中突然或暫時的遏住」；也就是說，節奏是來自物我之間往來互動的關係，是創作主體在時間之流中的應感之機。陳世驤並透過字源學的研究，從「姿」溯源到「之」，發現「之」（足之停動）象徵著一個能動迴旋的身心姿態，是一種充滿身體感知的創作節奏。鄭毓瑜認為，陳世驤以「身體力動」重新詮釋了古典抒情傳統，也同時揭示了漢語的「可體現性」，重構了漢語詩歌感知世界的方式，以此作為「新詩學」的本體論。

陳世驤開創的抒情傳統，表面上雖是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但實際上是透過「返本」的方式來「開新」──學者們為了對抗「現代化」的焦慮，不斷尋繹漢語詩歌的本質，並逐漸摸索出一條通往「新詩學」的道路。也就是說，當抒情傳統的學者在建構「古典」的同時，也在建構「現代」，他們對「古典／現代」的建構是齊頭並進、互相影響的。鄭教授所謂的「新詩學」，故是對於「詩」的本質的「再發現」，是具有超越時空、超越各類藝術的本體意義的，而不只是對「新詩」此一文學體類的建構。

因此，我們不妨將「抒情傳統」視為近現代學者的一個「發明」，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應運而生的產物，並從這個角度重新省察它的價值意義。[8]

後記 2013年秋天，我們一群研究生受鄭老師邀約，到中正大學參加「人文風景研習營」學術研討會，在那裡度過了我研究所生涯中最快樂的兩天。在研討會中，鄭老師發表了〈從「姿」到「 （之）」──由「力動往復」詮釋陳世驤的詩說〉一文，後改寫為〈姿態節奏〉，收錄在《姿與言》第四章；每次讀到這裡，我的思緒就會回到2013年的秋夜，我們一群朋友在夜空下漫步談心，交流切磋的時光，想不到轉眼間竟已過了三年半。每當想起這些往事，就覺得自己好像也參與了這本書產生的過程；看了老師寫的〈後記〉，回想老師的風采，感觸更是良多。我已離開學術界許久，這篇書評想必十分膚淺，但仍不惜自曝其短，只為紀念曾經美好的友誼、緬懷逝去的青春而已。

[1]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台北：麥田出版，2017年2月。

[2] 王德威在〈序〉中指出：「新舊詩之別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形式、內容和語言的比較而已，更牽涉一代文人知識分子如何看待『文學』，以及蘊含其中的世界觀。」（《姿與言》，頁6。）可見「新詩／舊詩」的分別，牽涉到的是兩套不同世界觀、不同知識架構的問題。

[3] 《姿與言》，頁144。

[4] 《姿與言》，頁46。

[5] 胡樸安說：「生理所發出之聲韻，藉由生理上之動作而來。」（轉引自《姿與言》，頁166。）

[6] 參考王德威在〈序〉中所言：「在鄭教授的研究下，民國以來保守派聲韻學者、小學家從黃侃到唐鉞、胡樸安浮出歷史地表；他們對聲氣節奏，吟哦詠歎的專注提醒我們詩歌啟動的不只是語言文字的琢磨推敲，也是感官與世界的來往復沓。所謂聲隨意轉，辭以情發，舊詩如此，新詩亦復如此。」（《姿與言》，頁11。）

[7] 《姿與言》，頁180-181。

[8] 參見王德威所說：「『抒情傳統』的研究是近半世紀台灣中文學界的重要貢獻──或發明。」（《姿與言》，頁10。）此處所說的「發明」，可參考紀大偉的解釋：「許多被譽為歷史悠久的傳統都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出現的發明物。」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出版，2017年2月，頁28。（收藏自 說書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