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維江夏令偉:論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現象(2)

據詞序和詞文,這位被稱作“張嘴兒”的樂人長於吹觱篥,其婦田氏為歌者。他們在貞元年間曾走紅京師的樂壇歌台,也屬當時特異之人。十年後,詞人又與他們邂逅於“燕京”,聽到他們演唱當年的歌曲,然而“向來朝士無多”,張氏夫婦也歷盡了磨難,“斷腸詩句”令作者不勝感慨。短短一首小詞,畫出了一幅梨園“風流故家人物”圖。

實際上,人與事難以截然分開,人以事傳,事以人明,遺山樂府所記奇事、奇人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在具體描寫中只是有所側重而已。



(三)寫奇景


雄壯的北方山水、奇特的中州物象,相對於宋詞所寫的小橋流水而言,本身就具有一種陌生感,遺山以之入詞,或為歌詠對象,或為人事背景,顯得奇特異樣,有時,作者還有意地選擇一些怪異景象入詞,或者以志挖掘機法寫景,從而使許多詞中景觀物態蒙上了一層異光奇彩。

有學者根據計算機統計數據指出,在兩萬余首宋詞中,真正以山水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品並不多,特別是寫北方奇山異水的詞作更為罕見。即使寫山水,也多是清秀婉麗之景,少有雄奇壯闊的境界。東坡筆下“大江東去”的壯偉景觀,罕有繼響。辛稼軒以豪傑之氣縱橫詞壇,但限於經歷,筆下也少有險峻雄奇的北方山川景象。[3]這一論斷是符合詞史實際的。真正以詞寫出北方山水奇觀的是元好問。


元氏以其得天獨厚的條件,挾幽並豪俠之氣,遨遊於北國名山大川之中,將一幅幅雄麗的山水畫圖攝入詞中。如《水調歌頭•賦三門津》所寫黃河三門峽景象雄奇險峻,被認為“崎嶇排奡,坡公之所不可及”[4]。又如《念奴嬌》(欽叔、欽用避兵太華絕頂,有書見招,因為賦此)一詞上片對華山的神奇景象的描寫:

雲間太華,笑蒼然塵世,真成何物。玉井蓮開花十丈,獨立蒼龍絕壁。九點齊州,一杯滄海,半落天山雪。中原逐鹿,定知誰是雄傑。

本詞為步韻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之作,所寫華山壯奇之景和險峻之勢,酷肖東坡,其宏闊境界或有過之。

遺山詞所寫奇景也包括一些奇特的人文物象,如《清平樂》(丹書碧字)一詞曾寫到他所目睹的“天壇石室”所藏《金華丹經》,其詞序雲:

夜宿奉先,與宗人明道談天壇勝遊,因賦此詞。司馬子微開元十七年中元日,藏《金華丹經》於天壇石室。中興亂後,人得之,字畫如《洛神賦》,縑素亦不爛壞。予於山陽一相識家嘗見之。

遺山將所見珍奇文物,紀之以詞,表達他的驚嘆之情。再如一首《八聲甘州》,似寫秦漢故宮風物,極具夢幻感:

玉京巖、龍香海南來。霓裳月中傳。有六朝圖畫,朝朝瓊樹,步步金蓮。明滅重簾畫燭,幾處鎖嬋娟。塵暗秦王女,秋扇年年。

一枕繁華夢覺,問故家桃李,何許爭妍?便牛羊丘隴,百草動蒼煙。更誰知、昭陽舊事,似天教、通德見伶玄。春風老、擁鬟顰黛,寂寞燈前。

詞人透過眼前的“丘隴”“蒼煙”,居然看到一片如真如幻的仙苑神殿,正若作者另一首《沁園春》中所寫:“腐朽神奇,夢幻吞侵,朝昏變遷。”無疑,作者已將對現實中華屋丘墟的巨大悲慨投入到了這幻化如夢的奇異景觀之中。


二詞體傳奇性敘事的內在動因及傳統


由上可見,元好問以傳奇為詞的作品,較之於抒情言志的傳統詞體形態,明顯地增強了敘事成份,語言風格更為通俗化,而且有意追求一種戲劇化的藝術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向當時流行的小說、戲曲等通俗敘事文體靠攏的跡象。它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和詞體形態,並非純由元好問個人興趣所致,實為東坡“以詩為詞”和稼軒“以文為詞”的詞體革新進程的繼續,是唐宋以來詞體形式及其觀念不斷演化的結果,有著深刻的內在動因和歷史淵源。


(一)詞序篇幅與功能的擴張


從詞體結構形式看,遺山詞中傳奇故事的主要載體是作品的序文。詞序作為詞體的衍展部分,主要作用是交代寫作緣起及背景,而以之述奇志異,當是伴隨著詞體表現領域的不斷擴大和詞序功能進一步擴展,篇幅相應增長,並由此獲得相對獨立的結果。就表達特性而言,詩、詞皆長於抒情而拙於敘事,然古體詩中也不乏《孔雀東南飛》、《長恨歌》這樣的長篇敘事之作,一個重要原因是古體沒有篇幅的限制;相反,格律嚴格且篇幅短小的近體中敘事就難以展開。在這一點上,詞體頗類似,格律和篇幅的限制注定了它缺少敘事功能。然而,隨著創作中主體意識和寫實性的增強,作品所言之情的個性化愈加突出,產生其情意的事由便需要作必要的交代,於是作者借用詩歌題序的形式來突破詞體有限的空間。從唐以來文人創作來看,詞序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短到長,從詞文補敘到獨立成章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詞體敘事功能和傳奇色彩不斷增強的過程。

蘇軾對於詞序功用的擴展具有標志性意義。他不僅大量寫作長序,而且通過序文記載了一些富有傳奇色彩的人與事。如《水龍吟》(古來雲海茫茫)述謝自然求仙奇遇,《戚氏》(玉龜山)“言周穆王賓於西王母事”,《洞仙歌》(冰肌玉骨)以近百字長序述花蕊夫人作詞的傳說。至南宋,詞有題序已成常例,小序在作品中具有了獨立的審美價值,敘事傳奇因而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間。如稼軒詞題序數量在兩宋詞中最多,有些詞序的內容明顯有傳奇性敘事的性質,如《蘭陵王》(恨之極)即以篇幅長於本詞的序文記述了一個情節完整而奇異的夢境。在共時異域的金詞中,詞序的運用同樣十分普遍,如曾為辛棄疾業師的蔡松年,其詞序動輒數百言,最長的近六百字,清張金吾《金文最》收其詞序十二篇,足見其獨立的文體學價值。詞序篇幅的擴張和相對獨立,使較為完整的敘事成為可能,如蔡松年《水調歌頭》(雲間貴公子)一詞表達對曹浩然人品的欽敬和志趣的投合。詞前以約二百字長序,介紹曹浩然“人品高秀”,卻“流離頓挫”的遭際和流連詩酒,“悠然得意”的獨特個性。無疑,這樣的詞序,等於在詞的正文之外又搭建了一個供詞人騰挪跌宕顯露才情的平台,這時序文的作用已經不僅限於揭示主旨,或簡單地交代寫作背景及緣起了,實際上它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表現空間,凡是與詞情相關且不適合或無法在正文中表現的人、事、物、理等內容都可展示於此。與正文以抒情為主不同,序文最重要的功能是敘事,奇聞逸事的敘述便由此在詞作中得到更為完整、更為具體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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