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時期以後，社會像過去一樣又重新劃分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類。不過新的這類上等人同它的前輩不同，不是憑直覺行事，他們知道需要怎樣來保衛他們的地位。 

他們早已認識到，寡頭政體的唯一可靠基礎是集體主義。財富和特權如為共同所有，則最容易保衛。在本世紀中葉出現的所謂“取消私有制”，實際上意味著把財產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個集團，而不是一批個人。

從個人來說，黨員沒有任何財產，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個人隨身財物。從集體來說，大洋國里什麽都是屬於黨的財產，因為什麽都歸它控制，它有權按它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產品。在革命以後的幾年中，黨能夠踏上這個統率一切的地位，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反對，因為整個過程是當作集體化的一個步驟而采取的。一般都認為，在沒收了資產階級之後，必然就跟著實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毫無疑義地確實遭到了沒收。工廠、土地、房屋、運輸工具——都從他們手中奪走了；由於這些東西不再成為私有財產，那必然就是公有財產。英社是從以前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產生的，它襲用了以前社會主義運動的詞匯，因此，它在事實上執行了社會主義綱領中的主要一個項目，其結果是把經濟不平等永久化了，這可以預見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級社會永久化的問題卻比這深刻得多。統治集團只有在四種情況下才會喪失權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統治無能，群眾起來造反；或者是讓一個強大而不滿的中等人集團出現；或者是自己喪失了統治的信心和意志。這四個原因並不單個起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同時存在。統治階級如能防止這四個原因的產生就能永久當權。最終的決定性因素是統治階級本身的精神狀態。

在本世紀中葉以後，第一種危險在現實生活中確已消失。三個強國瓜分了世界，不論哪一國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過人口數字上的緩慢變化，而政府只要有廣泛的權力，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個危險也僅僅是理論上的危險。群眾從來不會自動起來造反，他們從來不會由於身受壓迫而起來造反。說真的，只要不給他們比較的標淮，他們從來不會意識到自己受壓迫。過去時代反復出現的經濟危機完全沒有必要，現在不會允許發生，不過可能發生其他同樣大規模的失調，而且也的確發生，但不會產生政治後果，因為不滿情緒沒有辦法可以明確表達出來。至於生產過剩伺題，自從發明機器技術以來一直是我們社會的潛伏危機，但可以用不斷戰爭的辦法加以解決(見第三章)，為了把民眾的鬥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這也很有用。因此，從我們目前的統治者的觀點來看，唯一真正的危險是有一個新的集團分裂出去，這個集團的人既有能力，又沒有充分發揮作用，因此權力欲很大；還有就是在統治者自己的隊伍中產生自由主義和懷疑主義。這也就是說，問題是教育，是要對領導集團和它下面的人數更多的執行集團這兩批人的覺悟不斷地發揮影響。至於群眾的覺悟只須在反面加以影響就行了。

了解這個背景以後，對於大洋國社會的總結構，即使還沒有了解，也可以由此作出推斷。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貫正確，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勝利、一切科學發明、一切知識、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來自他的領導和感召，沒有人見到過老大哥。他是標語牌上的一張臉，電幕上的一個聲音。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他是永遠不會死的，至於他究竟是哪一年生的，現在也已經有相當多的人感到沒有把握了。老大哥是黨用來給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個偽裝。他的作用是充當對個人比較容易感到而對組織不大容易感到的愛、敬、畏這些感情的集中點。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黨，黨員限在六百萬人，即占大洋國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黨下面是外圍黨，如果說核心黨是國家的頭腦，外圍黨就可以比作手。 

外圍黨下面是無聲的群眾，我們習慣稱為“無產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按我們上面分類的名稱，無產者即下等人，因為赤道地帶的奴隸人口由於征服者不斷易手，不能算為整個結構中的固定部分或必要部分。

在原則上，這三類人的身份不是世襲的。父母為核心黨員，子女在理論上並不生來就是核心黨員。加入核心黨或外圍黨都需要經過考試，一般在十六歲時候進行。在種族上沒有什麽歧視，在地域上也沒有什麽偏重。在黨內最高階層中可以找到猶太人、黑人、純印地安血統的南美洲人；任何地方的行政官員都總是從該地區居民中選拔。大洋國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沒有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受遠方首都治理的感覺。大洋國沒有首都，它的名義首腦是個動向去處誰都不知道的人。除了英語是其重要混合語，新話是其正式語言以外，它沒有任何其他集中化的東西。維系它的統治的，不是他們共同的血統，而是共同的信仰。不錯，我國的社會是分階層的，而且階層分明，非常嚴格，乍看之下仿佛是按世襲的界線劃分的。在不同集團之間，流動性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制度或者前工業時代那麽大。黨的兩大分支之間，有一定數量的流動，但其程度不大，足以保證質量低劣的人不會吸收到核心黨里去，而外圍黨里有雄心壯志的人有向上爬的機會，但不致為害。在實際生活中，無產階級者是沒有機會升入黨內的。他們中間最有天賦的人，若有可能成為不滿的核心人物，則乾脆由思想警察逐個消滅掉。不過這種情況不一定非永遠如此不可，也不成為一種原則。黨不是以前舊概念的一個階級。它並不一定要把權力傳給自己的子女；如果沒有別的辦法選拔最能幹的人材擔任最高領導工作，它完全願意從無產階級隊伍中間選拔完全新的一代人來擔任這一工作。在關鍵重大的年代里，由於黨不是一個世襲組織，這對消除反對意見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輩的社會主義者一向受到反對所謂“階級特權”的訓練，都認為凡不是世襲的東西就不可能長期永存。他們沒有看到，寡頭政體的延續不一定需要體現在人身上；他們也沒有想到，世襲貴族一向短命，而像天主教那樣的選任組織有時卻能維持好幾百年或者好幾千年。寡頭政體的關鍵不是父子相傳，而是死人加於活人身上的一種世界觀，一種生活方式的延續。一個統治集團只要能夠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個統治集團。黨所操心的不是維系血統相傳而是維系黨的本身的永存。由誰掌握權力並不重要，只要等級結構保持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