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嚴志軍、張沫譯《知性乃道德職責》一書）

1959年3月26日，羅伯特·弗羅斯特的出版商亨利·霍爾特公司爲弗羅斯特先生在華爾道夫酒店設晚宴慶祝他的八十五歲生日。我是宴會的嘉賓演講人。現在我將當時的發言稿刊登出來，並非因爲我認爲它本身很有意思，而是因爲它對當時的場面對了相當大的波動，而我也覺得有必要回應一下人們經常對我提出的一個問題：我到底説了什麼話，竟然差點造成了一次醜聞？

J. 唐納德·亞當斯在4月12日的《紐約時報書評》專欄中刊登了我的部分演講內容。亞當斯先生得到了我的許可，根據從霍爾特公司那里獲得的演講稿進行了整理，他也相當準確地列出了令他反感的部分內容。應該説，在亞當斯先生對我的回應中，認爲令他反感的內容僅限於我對弗羅斯特所表達的批評性評價方面。亞當斯先生基本上沒有質疑我的發言品位或得體性，除了一個很小的、可能帶有調侃語氣的地方——他認爲“考慮到弗羅斯特的滿頭白髮”，我不應該“將詩人比喻成一頭禿鷹”。（但是所有合格的美國人都應該知道禿鷹其實並不禿，而且成年禿鷹的特點就是它的滿頭白髮。）不過亞當斯先生的回應在一些人心目中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儘管我在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的生辰與成就慶典上表達了我的敬意，但我也在實際上造成了對他的侮辱。我覺得，之所以有人會覺得我冒犯了弗羅斯特，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我説過弗羅斯特先生是“一位恐怖的詩人”。

當然，亞當斯先生關於我的言論的轉述對美國的部分輿論産生了一定的冒犯。在我看來，《書評》4月26日所刊登的讀者來信表明，這種冒犯是非常深刻的，而這些讀者也表示了對亞當斯的回應的支持。一共有九封這樣的來信，而且每一封都流露出悲憤的情感，或者表達了個人的怨憤，抑或因爲亞當斯先生對我的全盤批評而表示出勝利的喜悅。我必須要承認，這些來信所表現出的低級的個人和知識語調令我感到非常驚訝。我對美國文化的當前狀態了解還不夠充分，所以在這個時候覺得很意外。

“特里林一定都沒有自知之明，不知道何時已經脫離了自己的領域，失去了自己的深度，總之挺惡劣的。”“要不是有這麼多紐約批評家去追捧歐洲的名流，弗羅斯特可能早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這個名叫特里林的家夥真是處心積慮。”“我希望羅伯特·弗羅斯特在閱讀亞當斯先生的評論時，面前能擺放一盤精美的蕎麥蛋糕，再加一盃佛蒙特州的楓葉糖漿。只有將這位所謂的教授趕出自己的小木屋，他才能過上更好的日子。”“我是一位遵從弗洛伊德主義的心理分析師，但是我也非常讚同亞當斯先生的觀點。真是很難想像有人竟會將弗羅斯特稱爲‘恐怖的詩人’。特里林教授從未在弗洛伊德主義的叢林里迷路過。他只是跌進了特里林自己的世界里。”（亞當斯先生在他的專欄文章里敦促我“走出弗洛伊德主義的叢林……面對生活的真相”。大家可以發現，我在演講中並沒有提到弗洛伊德，但是我的確提到了D.H.勞倫斯，而亞當斯先生説勞倫斯是一位天才，但是沒能理解“美國的歷史”，因爲，像我一樣，他也“在弗洛伊德主義的叢林里迷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