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論，文化研究盡管在其英國誕生時懷有政治抱負，但充其量也只是知識分子的抗議和批判，它具有政治性質或政治效果，但畢竟不是政治。在其走向全球的發展中，它日益學術化、制度化，充其量也只是學院內的左翼文化。

3、“後學科”，還是跨學科？

如果說文化產業研究主要包括文化與經濟兩個方向，而“文化經濟學”可以明確地歸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那麼重在文化產業“內容”研究的“文化研究”則無家可歸。

這是並非當代現象。本書在導論中所說的文化理論的三個奠定者維柯、赫爾德和盧梭，19世紀的西方主要國家的文化思想傳統，都不屬於任何特定的學科。就其非學科而言，我們可以將之與19世紀以來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cultural criticism)相比較。

穆爾赫恩在討論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時，曾提到“文化批判”的文化/文明之分（Kultur / Zivilization）。這確實是19世紀德國文化批判的核心結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西方文明史時指出，“文明”這一概念指涉的是技術水平、禮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及科學知識的進展等等，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正是這些成就使西方得以超越前人或同時代尚處“原始”階段的人們。因此，“文明”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或者說是西方民族的自我意識。但在德國，“‘文明’則是指那些有用的東西，僅指次一等的價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現象。在德語中，人們用‘文化’而不是‘文明’來表現自我，來表現那種對自身特點及成就所感到的驕傲。”西方社會中“文明”與“原始”或“自然”相對，可以用於政治、經濟、宗教、技術、道德和社會現實等等，“而德語中‘文化’概念，就其核心來說，是指思想、藝術、宗教。‘文化’這一概念所表達的一種強烈的意向就是把這一類事物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區分開來。英、法語言中的‘文明’可以指成就，也可以指人的行為、舉止而不論是否有成就；德語中的‘文化’則很少指人的行為以及那種不是通過成就而是通過人的存在和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德語中‘文化’概念的這種特殊含義由它的派生詞‘文化的’（Kulturell）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文化的’指的不是一個人存在價值，而是某些特定的由人類所創造的價值和特性。”[47]“文化”與“文明”的區分，在特殊的意義，有民族主義涵義，即把“文化”與德意誌作為文化民族的自我理解、把“文明”與庸俗卑劣的英法商業精神聯系起來；在普遍的意義上，是把“文化”與傳統的美、神聖性、道德感聯系起來，而把“文明”與現代性的專業化、都市化、工商主義、個人主義、大眾文化聯系起來。無論哪一種意義，“文化”觀念有形成都與現代性批判聯系在一起。

不只是德國思想，在法國，是始於盧梭的對現代文明的浪漫批判；在英國，“文化”觀念是對工業化與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應。當工業文明與現代性在西方興起時，各主要國家的知識界和藝術界，都形成了一股濃烈的“文化批判”思潮。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伊格爾頓明確指出：“確實，文化在傳統上幾乎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對立面，文化的概念是作為對中產階級社會的批判，而不是作為它的盟友成長起來的。文化討論的是價值而不是價格，是道德而不是物質，是高尚情操而不是平庸市儈。它探索的是作為目的本身來開發的人的力量，而不是為了某個不光彩的功利動機。這些力量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他們並非是一堆專門的工具。“文化”表示的就是這樣輝煌的綜合，文化是搖搖欲墜的掩體，工業資本主義厭惡的價值觀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48]文化批判的政治/文化立場各異，比如從浪漫派到“1914年觀念”的德國文化批判，後來就被納粹挪用。也正因為德國在20世紀的所作所為，使文化/文明的區分及其政治引申難以成立。但在長期反省納粹罪惡的阿多諾看來，文化批判的功能是反黑格爾的：它批判性地提示“現實性”與“合理性”之間的差異，暴露可能被黑格爾泯滅的實際存在與應當存在之間的對立和隔閡。憂心於精神價值與意識的衰微和失敗，文化批判蘊含著某種解放的和烏托邦的維度。從學科來看，19世紀以來以德國為中心的“文化批判”與哲學、美學、社會理論比較接近，但它們顯然又不是哲學、美學與社會理論的主流和中心，更多是批判者們的業余作業。

[47][德]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I（1937），王佩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1、62頁。

[48][英]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後》（2003），商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5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