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學者已有的研究結果證實了筆者的一個直覺，即小說是哲學理念的話語建構和藝術體現。因此，我希望將小說理論向哲學和美學的層次更深入一步，如果我們將自己置身於傳統小說理論的概念性洞察與現代小說的研究結果的交匯之處，從哲學和美學的層面上看，完全有理由說，中國小說是語言學形式的“道”或者“太極”。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小說理論。

從形而上學的角度看，這種小說美學將小說構建成一種語言的網絡敘事，其意義自我產生的機制與中國哲學道生萬物的思想相一致；從美學角度看，它給小說設定的藝術理想是成為元小說、元敘事、詩性小說或開放性小說；從文體學的角度看，它促使小說為獲取與最高層次的抒情詩同等的藝術地位而奮鬥，這一長期的美學奮鬥直到《紅樓夢》的問世才算取得了初步的勝利，而梁啟超的“小說革命”則標誌著小說名正言順地進入文學藝術的高雅殿堂。總之，以“道”或“太極”為概念性核心的中國小說體系與歐美體系既享有共同的特征，但在具體的概念性基礎方面，又各自帶有不同傳統的哲學意趣。如果說西方文學理論視小說為模仿世界、反映生活的產物，是柏拉圖式“理念”或黑格爾的“精神”的感性顯現，那中國傳統小說就是“道”或“太極”的藝術形式和語言再現。

我對小說的概念性思考也許會使人覺得將小說和哲學的界限模糊化了，但是這種關於哲學和文學的相互聯系的觀點是能得到形而上學思維和文學研究所首肯的。海德格爾在思考存在的玄思中轉向詩歌去探討存在之根源，他認為詩人像哲學家一樣具有權威性。小說和哲學在中西傳統中曾經是渾然一體的，連接兩者的關節點是對人的存在的關注和詩歌作為存在的建立者的形而上構思。

的確，中西傳統的廣義“小說”曾經與歷史和哲學共存，使得三者得以共存的是散文體虛構的詩性，即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之根。由於小說是一種關注語言和人生的語言藝術，我們在重新構思小說理論時再也找不到比“道”更為全面、更有美學意味、更有思辨性，同時又具有形象性余味的形而上概念，因為中國的“道”論兼有柏拉圖的“理念”、亞里士多德的“模仿”、黑格爾的“精神”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基於這樣的看法，作為結語，我想提出一個有關小說的新看法：小說美學是哲學的詩性表現，在中國傳統中，散文體虛構是“道”在語言藝術層面上的詩性顯現，在西方傳統中是希臘哲學的“理念”及其變體通過摹仿而獲得的詩性存在，在兩大傳統中都是融詩歌、歷史和哲學為一體的敘事性存在。(愛思想2019-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