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從美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小說理論概念性基礎正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首要原則，即“道”或者說“太極”。在很大程度上，從其對生活的多重再現和形式的萬花筒式表現的角度而言，中國小說是“道”或“太極”的藝術形式，或是其在語言層面構成的一個符號再現。雖然大多數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家們只是自覺地將小說作為“道”或者是“太極”的外部表現形式，但是小說家和評論家們卻明確無誤地將小說自身看成是微觀的“道”或者“太極”。在大多數中國小說作品中，我們可以將小說的許多特征的根源追溯到“道”或者“太極”的哲思上去。

在中國小說評點中，認為小說作品是建構在太極的原則之上的看法並不少見。清代小說評論家張新之開創了以《易經》解讀古典小說的詮釋方法，他認為，主要的中國小說是以《易經》中的“陰陽”互補的象征意義作為組成原則的。劉廷璣曾如此評價：“自來小說，從無言及大道。”實際上，如果將一部小說作品看作是由陰和陽構成的，那麽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遵循了道的統一觀念。跟隨這種理解，張新之借用了陰陽象征主義對《紅樓夢》和《金瓶梅》及其他小說作品進行闡釋。在其小說評點中他明確指出，兩部小說都使用了《易經》里的理念來描繪人生和命運的無常。

學者們已經注意到這類傳統評點的美學意義，並將形而上的太極論與小說的概念性構思結合得出一種獨特的體悟。一些研究中國傳統小說的西方學者就長篇小說如何以基於陰陽五行原理的象征結構來審視傳統小說的敘事框架和意義的產生。比如，浦安迪在其《紅樓夢》研究中就提出小說是建立在陰陽互補和五行交替的哲學原理之上。而且，他也將中國的一些敘事特征追溯到中國哲學思想，並認為：

“二元互補和多元交替是眾多可能模式中使中國文學體系具有一致性和持續性的歷久不衰的美學形式。”另一位美國學者艾梅蘭（Maram Epstein）是明清小說研究專家，她受張新之的以《易》解讀古典小說的詮釋方法的啟發，發現了陰陽學說對中國小說的結構和意義所產生的更為廣泛更為深遠的影響。她指出：“在小說文本中陰陽象征主義的操控是一個形式主義和正統思想交匯的節點”,而且“很有意義的是，在王朝晚期人們對陰陽玄學的哲學興趣減退的時期，在小說的創作和闡釋中，使用陰陽象征主義反而變得更為重要了”。她以研究五部明清小說的闡釋實踐為基礎，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以陰陽八卦學說為基礎的性別詩學是許多明清小說的基本結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