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旅行”一詞最早見於理查德·拉塞爾斯所著的《意大利遊記》（1670）。拉塞爾斯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多個貴族家庭擔任過家庭教師，一生訪問過意大利5次。這部集旅行指南和旅行-教育學闡述於一身的著作，是他憑借自己的教育經驗和對歐陸之旅的觀察思考寫成的。在書中，拉塞爾斯一方面記述他在意大利的旅行經歷和見聞，另一方面從政治才學、文化素質、道德修養和社會認知四方面的修習出發力陳“大旅行”的益處。此書令人信服的論述和強大的實用性，使它在英國風靡一時，“大旅行”觀念在英國社會也就盡人皆知了。

“大旅行”的起點一般設在英國多佛。旅客在此坐船橫渡英吉利海峽，經法國加萊到巴黎。從巴黎開始，他們或翻越阿爾卑斯山，或乘船穿越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如果走陸路，都靈將是第一個重要站點，下一站是羅馬或威尼斯。就遊覽地而言，巴黎、羅馬、威尼斯三個城市頭等重要，其次是佛羅倫薩、那不勒斯。1738年和1748年，埃科拉諾遺址和龐貝古城先後被發現，這兩地旋即也加入旅行者的重要目的地名單。

在較小的城鎮，青年們通常會待上幾周；在三大核心城市，他們則可能分別住上幾個月。為防止途中遭遇劫匪，他們隨身不會帶很多錢。出發前，他們從倫敦的銀行開出信用證，抵達歐陸後到本地銀行兌換現金。由於旅途漫長、花費巨大，而且消費統統發生在英國國境之外，一些英國政治家是反對“大旅行”傳統的。

“大旅行”與慕古潮

當然，反對的聲音並不足以阻斷旅歐的人潮。18 世紀初，英西戰爭斷斷續續打了 11年，18 世紀中葉，英法爆發七年戰爭，這也僅僅是使啟程旅行的遊客暫時減少了。戰爭結束，“大旅行”人數立即報復性反彈。

雖然隨著旅行隊伍壯大，伺機避開父母監管、到異國尋歡作樂花天酒地的青年人漸多，給“大旅行”招來一些批評和懷疑，但是，“大旅行”的實際功效不容小覷。對於有志於向“面對世界的紳士”這一目標看齊的英國青年而言，脫離熟悉環境、在異域生活，有助於培養獨立人格、成年人的穩重、對家庭名譽的責任心；探索遠方、開拓心智，在自然和藝術海洋中修煉情懷和美感，這對他們歸國後挑起家族重任也是重要的準備。

“大旅行”結束，青年才俊們也不白白培養自己的審美趣味，踏上歸途時，他們並不兩手空空。對此，羅伊·珀特在《18世紀的英國社會》中半帶揶揄地描述道：“在上流社會，參加‘大旅行’的英國老爺們從歐洲大陸奮力搜刮古代大師的藝術珍品（真品、贗品或經修補完善的作品），順便捎帶一兩個藝術家回家，一有機會就破土動工，蓋房子、搞裝修。”

18世紀，意大利帕拉第奧式建築在倫敦紛紛拔地而起，文人們爭相模仿古羅馬時代的詩體和文風，這並非偶然。此時的英國，國力蒸蒸日上。英西戰爭和英法七年戰爭均以英方勝利而告終，英國人信心滿滿、昂揚四顧。他們鄭重其事自比“奧古斯都人”，自稱生活於“奧古斯都時代”；他們不遠萬里前往李維、賀拉斯的家鄉朝聖；他們推崇古典文學的道德模式、贊美古典藝術中由理智駕馭的秩序，所有這一切，指向同一個願景：他們欲在功業上媲美愷撒，在不列顛重現古代經典所封存的盛世。

《光明日報》（ 2017年08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