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有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伯曼（Marshall Berman）斷定“現代性是我們擁有的唯一現實”，它將我們拋進解體與更新、矛盾與模糊的旋渦之中，向現代性的過渡才剛剛開始；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以為現代性計劃只是部分地完成了，我們可以通過理性的交往潛能的發展來實現啟蒙運動未能實現的事業。

圖海納（Alain Touraine）認定現代性的歷史是理性與主體的雙重確立，但工具理性主義與主體性之間的矛盾，爆炸性的現代性可以重建更為出色的理性和主體性的綜合體；瓦格納（Peter Wagner）認為現代性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將自由和紀律糾纏在一起，它們之間的矛盾在當前階段有特別明顯的表現，終結的只是有組織的現代性。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相信我們沒有超越現代性，只有現代性的後果比以住任何時期都更激進化和普遍化；貝克（Ulrich Beck）區分工業社會與現代社會，認為前者只是一個“準—現代社會”，而我們長期以來就是在這樣一個拒絕現代性的普遍制度和行為的社會中思考現代性的，因此需要從工業社會中解放出來，全面發展包含在現代事業之內的理性反思和個人發展的潛力，見證現代性的開始，或至少是它的自覺表達。

結合這些觀點和主張，馬蒂內利認為所謂後現代社會的很多特征一直都是“現代性的第二特征”，它們早在後現代性被識別之前即已存在於現代性之中，後現代性只是現代性複雜性的一種表現，是現代性中蘊含的對自身的批判成分，而不是與現代性的根本決裂。現代性概念的持續有效使得“現代化”概念在時間上的限制又被放松，使之可以包括當代全球化過程被稱為是“後現代”的一系列新現象和新要素。

從空間與時間兩個維度的彈性來解釋“多重現代性”，則現代性的共同性就不是僵死的原則，而是共享的全球狀況；多重性也不是共同性的否定，而是現代性的不同版本。21世紀的現代化並不意味著一個導致新的統一的文明的唯一進程，而是面臨相似問題和共同全球狀況的多種不同的經驗。

這一論述的核心在於：全球化已經重塑現代化。第一，現代化將社會視為分離的實體，每一個都有自己明確的國家邊界；全球化的研究對象則是全球化世界，它要求將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變遷的任何研究置於全球背景的框架內。第二，現代化的比較研究主要涉及西方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要麽被認為是傳統社會，要麽根據發達國家的標準而被看成是不完全的個案；全球化的比較研究重在不同文化傳統的辯證互動，特別重視通往現代性的不同文化和制度路徑。第三，現代社會的關鍵制度和基本構成要素是民族國家，有效的國家建設是現代化的必要前提；全球化侵蝕了民族國家的主權，社會結構比以往更缺少連貫性。第四，現代社會學的根本問題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全球化提出了全球治理問題，它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多頭政治的混合行動體系，它建立在問責制、情境普遍主義、多元認同及超國家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68]現代化不同於全球化，但現代化趨向於全球化。從現代化到全球化，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全球化植根於現代化也改寫了西方現代化，使之呈現為“多重現代化”。

 “全球多重現代性”是介於經典現代化與多元現代化之間，溫和的、有彈性的概念。現代性已經成為全人類的一個“共同全球狀態”，對這種狀態的一種描述是“自由的歷史主義”，它主張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是社會組織唯一合法的形式。馬蒂內利認為，此論並非以為現代性的全球擴散將導向文化的同質發展，而是相信沒有理由預期任何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將超越自由制度安排的這些類型。這說明，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論說也不認為全球化會導致文化的同質性。另一種主張是強調多樣性，它認識到歐洲現代性的擴散並不意味著文化差異的消失。

還有一種更激烈的多樣性主張：現代性本來就不是一個新的統一的文明，它是一套期票，一套必須具備某些最低充分條件的希望與預期，這些條件是宏觀社會學的制度所需要的，不管這些制度在其他方面如何不同。馬蒂內利當然不是文化趨同論者，但同時反對激烈的多樣性主張。第一，承認多重現代性，不能導致否定現代性是一個獨特的歐洲現象這一事實。第二，承認多重現代性，不能否定全球化的趨同趨勢和成分。這就是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與更早的現代國家及其他正在現代化的國家的相似性，要比它們與它們自己過去的相似性更多。第三，承認多重現代性，不能忽視了現代化分析中的結構因素和制度因素而更傾向於主要關心文化因素。第四，承認多重現代性，不能全然拒絕20世紀中期的現代化理論。如果根據全球化適當地對其進行重新表述，這些思想中的一部分仍然是富有成效的。總的來說，20世紀中期的現代化理論過多強調西方現代性方案的同質化和霸權假定，而“多元現代性”（也即激進的多重現代性論）視角往往忽視全球維度，過多地強調地方和國家的特性。


 [68]參見[意]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性事業》（2005），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59—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