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非西方的現代化不等於西化，現代化是一個更有彈性的過程。這一觀點可以繼續引申，其極化狀態便是這樣一種觀點：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存在共同元素，也沒有普世性原則或狀況可應用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個體中。

現代化理論的健將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後來就提出了這樣一個新觀點：“現代性的歷史，最好看作是現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獨特的現代制度模式以及現代社會的不同自我構想不斷發展、形成、構造和重構的一個故事——有關多元現代性的一個故事。”[64]

這種“反中心論”自覺反對西方霸權，認為現代化的進程不是由某個“中心”，而是由眾多主體推動的，全球化的結果不是一個模式的推廣，而眾多模式的共存。1960年代以後，“反中心論”力量逐漸強大，這主要得益於非西方社會力量的強大、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美國代表的西方力量的相對削弱，全球化進程日益同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拉開一定的距離，表現為多種主體共同參與的特點。在馬蒂內利看來，這一觀點又走向與西化論相反的另一個極端。即使剔除其閉關自守的排外主義，它很可能只是現代化的一種理想圖景。

其實，“多元”只是“現代性”的修飾詞，承認現代性在空間上的彈性不能模糊甚至取消其堅硬內核；“多重現代性”的主張並不否定當代全球狀態起源於歐洲現代性，它意在協調“西方中心論”與“反中心論”、“一元”與“多元”之間的關係，並從中形成一種中間派的立場。這就是馬蒂內利所說的：“一套產生於西歐的技術、經濟和政治制度已經擴散到全球，並使得現代社會或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彼此越發相似。然而，這些擴散和適應過程並不意味著不同社會之間業已確立的文化差異行將消失。在它們的核心認同中，像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和巴西等社會仍將保持著它們在文化具體化的早期過程中獲得的特定形式，並為多重現代性鋪平了道路。

但是它們都共享一個共同的全球狀況，並且為了考慮共同的全球狀況所提出的挑戰，它們都會努力不斷地再解釋、轉換和改造它們的制度結構和價值系統。”[65]現代化是由西方而全球的過程，這一過程改寫了西方現代化，使源自西方的“現代化”豐富、擴展、調整為“多重現代性”。

在很大程度上，“多重現代性”是一個文化概念：在其他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源於西方的技術和經濟、政治制度因素具有普遍適用性而缺乏彈性，但在文化上卻因不同社會豐富的多樣性而表現為充滿彈性。如此，對“現代化”的界定也就擺脫了完全彈性下外延過於寬泛的危機。西方雖已不再是范本，但它作為現代性的起源之地與現代性中心的位置仍得到承認，同時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制度結構以及“現代化”進程中不同的本土反應也受到尊重。

 “多重現代性”的另一個優點是可以處理的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關係問題。在西方學術思想界，對“現代”始於何時的問題一直有不同回答，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現代民族國家誕生的15末，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甚至20世紀，都是備選答案。[66]比較公認的是，“現代”被視為此時此地的基本認同隨啟蒙運動的展開而正式確立，法國革命與工業革命分別賦予其社會—政治形式與物質—經濟內容。起源如此，終結更是如此。圍繞著現代性是否終結、何時終結的問題，相關討論卻異見紛繁。“後現代”概念誕生於北美建築學與法國哲學，在1980年代被用於指稱當代社會文化的各種新趨勢。

後現代的許多倡導者都著眼於後工業、信息爆炸、權力論述和語言遊戲的多元性、日常現實的體驗、對時空和因果關係的新感知、消費文化……這一切表明後現代是“現代性的終結”，並在時間維度上限定了現代性的彈性，使得“現代化”在歷史經驗中找到了某種終點的切實存在。就這種後現代觀念假設了社會與人類狀況的兩種模式，忽略了多方面的內部變化和中間狀態、兩種類型之間的重疊性、連續性和接近性而言，它不過是以現代/後現代概念取代了從前的傳統/現代的二分法。對此，馬蒂內利認為：“這樣一種方式忽視了在過去200年中已經產生的現代化多重過程的複雜和矛盾特征。……在大多數情況下，結果是這樣的：在無法引出系統一致的解釋的情況下，不會超出對後現代特有的異質性特征的簡單匯總；風格通常是誇張的、充滿想像力和雄辯的；許多假設只能找到部分的經驗證實，因為，表現為後現代社會一般特征的幾個趨向在所觀察到的各種情境中都以極為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在，而有的些假設在經驗上完全不能以顯著的方式被證實。”[67]

所以，馬蒂內利贊同另外一些後現代理論家，他們強調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連續和緊密聯系，認為後現代性並非是嶄新的開始，而是現代性的延續，是未完成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化的一個新階段。 

[64][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現代性》（2006），曠新年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4頁。

 [65][意]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性事業》（2005），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1頁。

 [66]參見[英]瑪麗·伊萬絲：《現代世界的誕生》（2007），曹德駿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頁。

 [67][意]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性事業》（2005），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41—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