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涉及社會的所有方面並卷整個世界，它就是全球化。考慮到這雙重總體性，馬蒂內利對現代化進程的總結也有兩個層次。

第一，現代化是一系列大規模變遷過程的總和。這一過程體現在多樣化的歷史經驗中，使之與傳統的或前技術社會模式區分開來的要點是：

 1．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遷的主要源泉，增加了我們控制自然環境和人口增長的可變性的能力，並且也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想像、我們所生活的空間和我們對生物演化的觀念。學術和科學實踐及相關制度的特征的基本轉變促進了科學與技術的發展。

2．建立在機器技術和機械能量基礎上的工業化極大地增加了生產和交換數量和價值越來越大的商品和服務的能力。

3．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逐步形成，以及不同民族國家之間和世界的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依賴的增強。

4．社會生活不同領域的結構分化和功能專門化（尤其是階級和性別之間勞動分工的深化，以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這種分化和專門化造成了新形式的權力與社會鬥爭，意味著整合和治理社會複雜性的新問題。

5．階級體系的轉變和社會流動的增加，其中最明顯的特征是農業勞動者數量的下降，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增加，以及中產階級的擴張和多樣性。

6、政治的發展。這意味著世俗的民族國家的建立（輔之以龐大的公共官僚機構，更大的政治和軍事效力，以及為了增加它們的政治權力進行的持續鬥爭），也意味著運動、政黨和代表協會等政治動員的出現，它們要努力保護它們的利益和建立集體認同。

7．被看成是“世界的除魅”的世俗化，它意味著市民社會和科學知識從宗教控制中解放出來，以及信仰的私人化。

8．現代性所特有的價值的確立，特別是個體主義、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

9．使成千上萬人背景離鄉的人口流動以及大部分人集中在城市環境中，城市環境在功能上是複雜的，在文化上是多元的，在社會上充滿異質性而不是無秩序。

10．家庭生活的私人化，它從社區的社會控制中分離出來，工作場所和家庭的分離，婦女從家長制中解放出來。

11．教育的民主化以及大眾文化和大眾消費的發展。

12．實物和符號溝通手段的發展，它將大量分離的人們和社會聯系起來。

13．時間和空間的壓縮，以及它們根據工業生產和世界市場的要求而組織起來。[61]

顯然，這13點只是理論抽象，而且相互之間也並不整齊一致、統一和諧。其中最重要的是技術創新和經濟進程，它們不但呈現出最大的同質性和同步化，比其他方面擴散得更為迅速，而且在不同情境下也能以最統一的方式推行，因此是現代化基本規定。至於文化、政治和制度方面，不同國家有不同反應，成為多樣性的主要來源。比如現代化與民主化的關係充滿爭議，而非意義明確。

第二，現代化是有多重結果的趨於全球的進程。上述相互依賴的特征主要表現在歐洲和西方國家第一次向現代性轉型的過程中，但在其他“後來者”國家的經驗中發生重大變異，不同國家的境遇並沒有表現出同樣的形態、順序和結果，這些差異鋪設了通往現代性的不同道路，並且產生了一種多重的現代性。

此即現代化的第二個含義：“它涉及各種進程的綜合，通過這些進程，欠發達的或發展中的社會，例如，世界的各種邊緣地區，盡力降低和消除它們與以達國家公離開來的距離，這些差距表現在經濟增長，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及居民的社會福利等方面。……實際上，第二個意義上的現代化並不僅僅是西方技術、價值、制度和社會關係的擴散，而且處於與不同的社會和文化結構的互動中。通往現代化的不同路徑與社會和政治系統模式的多樣性是由外部影響與內部動力、經濟進程與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與文化態度之間的複雜互動所觸發的。這種互動產生了多重現代性。”[62]這里的“多重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通譯為“多元現代性”，它所指涉的是當代世界的全球狀況與文化傳統和制度安排的相互糾纏。

第一定義說明現代化的共同性，第二定義強調現代化的多重性。第一個定義是總結修正此前的經典現代化理論而來，第二個定義則是對西方現代性在非西方遭遇的回應。馬蒂內利把兩個定義綜合起來而形成其“多重現代化”概念。

 有關現代化的種種言說一直徘徊在“中心論”與“反中心論”之間。“中心論”認為現代化進程源於一個中心，是這個中心模式在全球的擴展，現代化的結果就是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普世化。這個中心可以是“歐洲”、“西方”，也可以“美國”。經典現代化理論把現代化解釋為單向的西方化過程，即西方模式在全球不同空間的復制。這一過程意味著非西方國家無論在經濟、社會還是政治、文化維度都將向西方國家的現在甚至過去靠攏，全球不斷趨同。這一標準版的現代化概念在20世紀中葉不但被充滿優越感的西方所闡釋、發展，並由此中通過異質的界定確立西方的“自我”，而且在非西方國家也被廣泛接受，並在普遍的范圍內激發了單線條的“趕超”情結。

比如在中國，有1958年毛澤東為“大躍進”擬定的“趕美超英”的戰略，有1978年葉劍英在詩詞中發抒的“追科學，西方世界鞭先著”的期待。在日本，據文學思想家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介紹：“趕上，超過，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選手們的標語。”“日本在邁向近代的轉折點上，曾面對歐洲產生過絕對的劣等意識。從那時起便開始拼命地追趕歐洲。它認定自己只有變成歐洲、更漂亮地變成歐洲才是脫離劣等意識的出路。”[63]

然而，西方現代性在其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中發生了變化，新興國家追求現代性的實踐成果，導致“現代性”作為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的特定形態也就被納入了更多的因素，這就迫使現代化理論進行修正和調整，減弱“現代性”中“西方”特性。

 [56]張隆溪：《馬可波羅時代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2005），張隆溪：《一轂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頁。

 [57]參見單世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多樣性》，天津：《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58][法]阿芒·馬特拉：《文化多元性與全球化》（2005），繆永華等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

 [59][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1990），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頁。

 [60][意]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性事業》（2005），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6—17頁。

 [61][意]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性事業》（2005），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7—18頁。

 [62]同上書，第39—40頁。

 [63][日]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1951），竹內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版，第200、2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