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個世紀認為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他卻辦到了：從殖民時期以來已經變成鬥雞場和公雞飼養場的喜劇院，被重新修復了，那堪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愛國運動的頂峰，本市各界都卷了過去，無一例外。人們被廣泛地發動起來，參與這項公認的宏偉的事業。總之，喜劇院在既無座位又無燈光的情況下舉行了落成的典禮，開始演戲。觀眾不得不自帶座位，幕間休息時他們點起自己帶來的燈籠。劇院的節目公演時，也像歐洲那般隆重，貴婦們利用這個機會，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大伏天，爭相炫耀她們的長禮服和皮大衣。不過，劇院也必須准许僕人進入，由他們搬椅子，提燈籠，攜帶各種他們認為必要的吃食。節目一演就沒完沒了，有的節目一直拖到做晨彌撒時方告結束。首先在這個劇院演出的，是一個法國歌劇團，這個樂隊的新型樂器——豎琴——使人大開眼界。但最令人難忘並引以為驕傲的，是一位才華出眾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僅歌喉婉轉無可挑剔，而且赤著腳演唱，腳趾上戴著貴重的寶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戲劇效果。從第一幕開始，人們就幾乎看不到舞臺，密密麻麻的椰油燈里冒出的黑煙籠罩著舞臺的空間，熏得歌唱家們走了調。城里的新聞記者對這些小小的不足之處毫不介意，他們交口贊揚那些值得紀念的東西。無可置疑，演出歌劇是由烏爾比諾醫生倡議的，他的倡議是那樣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劇熱一直影響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導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爾德》、《澳賽羅人洞依達》和《齊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劇的出現，造就了瓦格納、威爾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劇始終沒有發展到烏爾比諾所希望的頂點，因為意大利派和瓦格納派在幕間休息時，並沒有像預期那樣面對面地敲著拐杖爭論得面紅耳赤。

烏爾比諾醫生從不接受任何委任。他無情地抨擊那些利用職業威望撈取政治地位的醫生。他一向被認為是個自由黨人，而且在選舉中他常常投自由黨候選人的票，但與其說他站在自由黨一邊是由於信念，還不如說是由於傳統。當大主教華麗的四輪馬車通過時，也許他是最後一個當街下跪的貴族的成員。他認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義者，主張為了祖國的利益，自由黨和保守黨應該徹底妥協。然而，他在公開的行動中一貫自行其是，以致誰都不把他當做自己人。自由黨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黨人認為他幾乎是共濟會成員，而共濟會員們又把他視做替羅馬教廷效勞的暗藏的牧師，對他深惡痛絕。對他的批評不那麼憤恨的人也認為，他只不過是全民族被無休止的內戰血泊淹沒之時的一名在花會中逍遙自在的貴族而已。 

只有兩件事同他的這一形像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發戶區，新居是用卡薩爾杜埃羅侯爵古老的宮殿式的樓房換來的，那座樓房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這個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無名望又無財產的本地美女聯姻，從而遭到那些有著長長姓名的夫人們的暗中嘲笑。鑒於那位姑娘的“高貴出身”和“氣質”，她們無法不相信她比她們所有的人都更為優越。烏爾比諾醫生對那些議論和許多其它有關他公開形像的議論，一向心中有數，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個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後一個主角，這一點，他比誰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兩個平平庸庸的人。

兒子同他一樣，是個醫生，就像歷代的所有長子一樣，毫無建樹，年過五十，連個兒子都沒有。女兒和新奧爾良銀行一個善良的職員結了婚，已進入更年期，膝下有三個女兒，沒有一個男孩。在歷史的長河里，他的氏族血統將由此而中斷，這使他傷心不已，可是更令這位醫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後費爾米納的孤獨的生活。沒有他，她如何打發日子! 

那場悲劇震撼了醫生的全家人，也影響到了全城，百姓們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聽個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種機構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鐘聲都在不停地敲響，直到死者的屍體在家庭陵園里入葬。美術學院一個班的學生，做了一個遺體的真容模型，以便為將來塑半身像留下個模特兒。但是，這計劃剛開始便被取消，人們都這樣認為，那個逼真地塑出了醫生最後一道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莊重。一個湊巧打這兒經過的歐洲藝術名家，畫了一幅傷感現實主義的大油畫，再現了烏爾比諾醫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鸚鵡的致命的一剎那。畫面上唯一與原來事實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無領襯衣和用綠色吊帶系著的褲子，而是戴著蘑菇帽，穿著霍亂流行期報上經常刊登的版畫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禮服。這幅畫在烏爾比諾醫生逝世幾個月之後，陳列在一個名叫“金鈴襠”的大畫廊里，讓民眾一飽眼福；爾後又掛在公私機關的墻上展出，這些機關都認為應向這位傑出的貴族表示敬意。最後，這幅畫陳列在美術學院，並為此在那兒舉行了第二次葬禮。又過了多年，美術學校的學生把它拿到大學廣場上燒掉了，他們把它看做一種美學的像征，也把它看做一個令人厭惡的時代的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