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機場安檢人員不準對自己搜查的對像產生太多好奇，也讓我深感同情。他們雖然有權翻看任何一名旅客的化妝包、日記或照相簿，卻只能檢查其中是否有爆炸物或殺人武器。因此，他們不準詢問行李中那件包裝精美的內衣打算送給什麽人，也絕不能承認自己有多麽想伸手搜查旅客身上那件低腰牛仔褲的後方口袋，而且不是為了確認其中是否藏有一把半自動手槍。

機場安檢人員為了保持警戒而承受的壓力極大，因此他們享有比其他員工更頻繁的休息時間。他們每個小時都會前往休息室，里面設置有飲水機與破舊的扶手椅，並且墻上掛著全球通緝名單中名列前茅的恐怖分子，每個都蓄著滿臉胡須，眼神莫測高深，顯然都藏匿在山洞里，根本無意冒險闖入第五航站樓。

我在這個房間里注意到了兩名女子，看起來像是前來機場實習的學生。我向她們微微一笑，希望借此讓她們在新環境中能夠獲得一些溫暖，結果她們隨即過來和我打招呼，並且表明自己是航站樓里級別最高的兩名安檢官員。拉歇爾與西蒙負責訓練第五航站樓的所有安檢人員，她們經常教導每個安檢站的組員如何卸除恐怖分子的武器，以及一旦遇到有人丟擲手榴彈，應該采取什麽樣的姿勢保護自己。她們也教導個別員工使用半自動武器的基本技巧。她們的反恐職責似乎深深影響了她們人生中的所有方面：即便在空閑時間，她們也還是大量閱讀各種與反恐議題有關的文章或書籍。拉歇爾對於1976年的烏幹達恩德培突襲行動了如指掌，西蒙則是對軒達維事件知之甚詳。所謂的軒達維事件，是指一個名叫里沙·軒達維的約旦男子把一只裝有塑料炸藥的手提袋交給他的懷孕女友，並且說服她帶著這只手提袋登上飛往特拉維夫的以色列航空班機。盡管這項陰謀並未得逞，但西蒙說這起事件徹底改變了世界各地的安檢人員對孕婦、兒童以及老祖母的看法（無意間責備了我認為某些類型的旅客應該不必接受搜查的天真想法）。

許多旅客對於遭到審訊或搜查之所以感到焦慮或憤怒，原因是這種檢查行為不免帶有一種潛在的指控意味，所以也就極易喚起我們內心潛藏的罪惡感。

在掃描儀前方排隊等待，可能會讓許多人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會不會偷偷在皮箱裏藏了一件爆炸物，或是無意間接受過長達數月的恐怖行動訓練。在《羨慕與感激》（1963）一書裏，精神分析學家梅蘭妮·克萊恩把這種潛藏的罪惡感追溯到人類一種天生的本性，源自我們的俄狄浦斯情結，亦即渴望謀害與我們同性的父母。這種罪惡感在我們成年之後可能會變得非常強烈，而促使人對有關當局提出假自白，甚至受不了這種深切的罪惡感，而幹脆實際做出犯罪行為，借此疏解內心的壓力。

不過，安然通過安檢關卡倒是有一項好處。至少對於那些內心忍不住覺得自己有罪的人（例如筆者）來說，一旦順利通過金屬探測器，即可安心前往航站樓的其他地方，就像是在贖罪日到教堂告解過後，可以暫時覺得自己受到了赦免，而得以擺脫內心的若幹罪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