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理論界極具影響的賽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而論，此論以及隨之而來的後殖民主主理論在批判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方面貢獻很大，但以之來批判西方文化甚至拒絕西方文化，則又陷於理論上的偏執。中國學者張隆溪在研究意大利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中國遊記後指出：“在今天，當我們重新探討東西方接觸的歷史時，馬可波羅在東方的經歷，可以說又有特別的意義。東西方接觸的歷史，尤其是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向外擴張的時代，是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東方民族的歷史，其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們可以理解賽義德批判東方主義的意義。然而東西方接觸和交流的歷史不只是19世紀以來的近代史，以東方主義來概括東西方之間的整個關係，不僅偏頗片面，而且對於如何促進東西方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共處，也並不能起積極作用……我們再回過去看馬可波羅那個時代，就可以看見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馬可講述他到東方的經歷，其動機是想描述和了解不同的文化，是對世界不同民族及其生活習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是幾個世紀之後那種殖民者的征服和占有的欲望。在這個意義上，馬可波羅可以說為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相互理解提供了另一種模式，而且是更能促進不同文化共存的模式。”[56]

不只是馬可波羅，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伏爾泰（Voltarire）、歌德等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介紹，也不是“東方主義”四個字可以概括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是豐富複雜的，也具有多種可能性。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只是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階段、一個方面，我們不能以偏蓋全。同樣，文化領域充滿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對抗，但文化畢竟還有自己的意義、性質和功能。把一切來自西方的文化觀念、產品政治化，是已經過時的冷戰思維的產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世界反西方的話語和理念，往往來自西方文化內部的異端，以之來敘述中國傳統並批判西方，這倒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文化殖民。

3、是“趨同”還是“轉型”？

文化全球化在20世紀末強勁展開，其先鋒是文化產業。不但是因為文化產業具有跨越文明界限和制度藩籬的特性與功能，文化產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內在地具有抑制差異的標準化特性，而且在現實發展中，文化產業的全球擴張確也在明顯地挑戰著不同文化的獨立性。[57]但深入地討論西方文化產業的全球流通究竟是導致全球文化趨同化、多極化亦或混合化，就必須從全球范圍內的現代化進程開始，因為對於許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來說，其現代化過程一開始就有西方的強力介入，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甚至就始於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

法國學者阿芒·馬拉特（Armand Mattelart）指出：“‘多元’一詞在歐洲帝國時期重新找到通用於拉丁文中的定義，而且古法文及中古世紀法文也沿用該定義，那就是野蠻、低劣、粗暴。”[58]嚴格地說，不但西方化與在地化、趨同化與異質化的衝突是非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基本問題，而且全球化也正是現代化的後果之一。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現代性的根本性後果之一是全球化。它不僅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球世界的蔓延，在這個蔓延的過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全球化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過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在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

它創造了風險和危險的新形式，同時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遠方。現代性，從其全球化傾向而論，是一種特別的西化之物嗎？非也。它不可能是西化的，因為我們這里所談論的，是世界相互依賴的形式和全球意識。”[59]所以，全球化不是現代化，但全球化的矛盾卻深植於現代化之中；現代化不是全球化，但現代化更新了全球文化交流與互動。基於現階段現代化與全球化糾纏在一起的現實，“全球現代化”是一個合適的分析概念。

這一概念由馬蒂內利（Alberto Martinelli）提出並做了詳細論證。在這位意大利社會學家看來，全球化是現代性最顯著的後果之一，並重塑了現代性事業。作為一個大規模的變遷過程，“現代化最顯著特征是其雙重含義的總體性。一方面，它涉及社會得體現其自身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包含了其居民行動和生活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它直接指涉歐洲社會，但是它日益以不同的節奏和順序席卷整體世界，或多或少地迫使自己進入一個唯一的全球系統。”[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