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共存於文明社會中生活這一事實本身，既意味著一種基本的共同文化，也意味著對其他文化的承認，不同文化在共存和交流中發展。人類主體既有對所屬文化的認同，也有對共同人性的認同，不同文化之間不但可以相互理解的，而且可以一些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上獲得通約性。

對此，應當改變亨廷頓的觀點，把文化與文明與作適當區分。在近代德語意誌文化中，“文化”（kultur）強調的是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族群特征，“文明”（zivilisation）指屬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或本質；前者包括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創造的精神和價值，後者包括物質、技術和制度，也包括宗教、藝術或哲學；如果說“文明”則是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是所有文明人類的普世價值，“文化”則是特殊的，只存在於某個特定民族、國家或地域。

更簡明地說，“文化”在與自然相對（普遍）的同時也不同文化相對（特殊），它關心的是“什麽是我們的”，比如我們穿什麽衣服；“文明”與野蠻相對，關心的是“什麽是可欲的”，比如是人就要穿衣服，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標準。所以文化多樣不是民族—國家主義意義上的文化相對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衝突總是發生在“文明”人類之中、遵循人類文明的基本規則。即使是戰爭，至少在理論上也受到國際公約的約束。所以“多樣論”不是“特殊論”，不同文化之間仍然有相同、相似、相通的因素。在尊重文化多樣性同時，同時也應堅持人類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共同規范。以詩這種最具民族性的文化形式而言，錢鐘書就指出：“中國詩並沒有特別‘中國’的地方。中國詩只是詩，它該是詩，比它是‘中國的’更重要。”[53]首先是詩，然後才是中國詩。只有如此，才能打破門戶之見，真正認識詩藝。

因此，在人類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中，幾乎不存在與其他文化沒有任何交流的孤立的文化，跨文化的共同元素始終在支撐著共享的價值觀和相互主體性。當代世界固然是“西風勁吹”，但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務和理念的國際交流的基礎上，西方的哲學來自希臘，宗教來自中東，科學基礎來自中國和伊斯蘭世界，主要的人口與語言來自歐洲，就是一直被認為是塑造了西方現代性的啟蒙運動，也直接受到當時傳教士所引進西方的中國儒家文化及其政制的影響，所謂“西方文化”本身就是眾多文化的複雜整體。

完全有理由認為，全球不同文明之間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在一起了。即使是本源性、悠久性的偉大文明，也絕非早先的歷史文獻、經典書籍中所描繪的那種“純粹”的本土文明了。我們必須改變那種本質化的、固定化的思維方式，以一種動態的、綜合的方法，來看待和理解當代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關係。全球化時代仍然存在著文化霸權，但人類追求和平共處的願望和努力也日益強勁，克服分離與衝突的治理方式與約束機制也日趨成熟。嚴格地說，文化衝突的主要動力不在文化自身，而是基於強權、利益的國家競爭。

至少在今天，文化交流已不再像遠古那樣主要通過戰爭、暴力以及各種各樣的壓迫的方式來進行。那種以為不同文化之間不可通約、不可理解的理念以及以多樣性否定普遍性的實踐，只會給人類帶來災難。也正是在無數的悲劇中的，和諧、公正、平等的理想成為現代文化的主旋律。正如韓國學者車仁錫指出的：“被列為衝突的核心的，往往是這樣或那樣的天然或人為的差異。盡管人類之間還存在著這樣的差異，並且因為差異而發生著衝突，但是各種各樣的民族還是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上。他們有時在提心吊膽中共存，有時在血腥的衝突中共存，有時在緊張的和平中共存。但事實上他們共存著。在人類的歷史上，甚至在今天，一個群體企圖消滅另一個群體的情況時有發生。一個群體成功地消滅另一個群體的情況是有案可稽的。但是，至少在近代史上，這些企圖被大部分其餘世界視為對人性的偏離，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無恥和十惡不赦。”[54]

非西方文化提倡並維護文化多樣性，並不是為了與西方對著幹，更不是把舊有的陳規陋習、愚昧無知，“怪力亂神”都冠之以民族尊嚴、民族特色加以奉行和提倡。考恩有一個極具個性的觀點：“貧窮社會不應當成為多樣性的奴隸”（diversity slaves）。“當貿易向不發達社會或貧窮社會擴展的時候，這些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不斷增加。個人比從前有了更多的選擇，他們也對此感到很滿意。去墨西哥的沃爾瑪超市走一趟就會證實這個判斷。感到多樣性失落的其實是發達國家。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開一家大型購物中心會給巴布亞人帶來更多的選擇，但美國巴布亞雕塑品收藏家的選擇可能會因此變少，因為隨著社會氣質的變化，巴布亞雕塑家的靈感可能會逐漸枯萎。”[55]

真正應當提倡並維護的，是民族傳統中具有普遍意義和現代價值的積極內容，是能夠與不同文明對話並相互吸收不同文化優點的部分。不能因為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本土文化受到沖擊就拒絕西方文化所蘊含的人性自由和價值多元的認識。事實上，作為對理性化的現代價值觀與社會體制的反抗，以差異、特殊對抗普遍和先驗，“反西方”、“反現代”首先是西方文化的一支，緊接也為其他文化區域用以成為“反西方”的理據。

 [53]錢鐘書：《談中國詩》（1945年12月6日），錢鐘書：《寫在人生的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67頁。

 [54][韓]車仁錫：《走向一個多元文化世界中的跨文化倫理》，蕭俊明譯，載北京：《第歐根尼》中文版2009年第2期，第14頁。

 [55][美]泰勒·考恩《創造性破壞——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2002），王誌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頁。魯迅《燈下漫筆》中亦說：有兩種外國人，“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贊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