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究竟是政治事業還是學術實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幾乎看不到有達成共識的可能。英國學者弗朗西斯·穆爾赫恩（Francis Mullhem）的專門討論值得我們注意。 

穆爾赫恩評論的一個創見在於，他把當代文化研究與19世界以來的“文化批判”聯系了起來。“文化批判”的主流是源自耶拿浪漫派、歷史主義、馬克思主義而在尼采和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得到發揚光大的德國思想。這一點，下一節會作進一步介紹。穆爾赫恩認為：“文化批判不管在哪個國家，也不管其傾向性如何，始終是個思維現象。文化批判家們通常總是從具有權威性的價值觀念這一層面看問題、表達意見；這一層面或許是‘人類’，或許是‘全球’，或許是‘傳統’，而他們則最愛從文化這個總括性的層面看問題。他們自行確定的任務是維護文化的影響力，也就是要反對現代性這一日益嚴重的威脅：這威脅或許體現在知識的專業化上，或許體現在工業技術上，或許體現商業主義上，或許體現在‘大眾’上——集中體現在文明這一總括性的經典術語上。文化批判一直是精英行為：毋庸置疑，文化必然始終是少數人的事。……文化批判家們的政治立場各異，從左到右都有，然而這始終是個次要問題；這是因為文化批判固有的意願就是要維護一種超越‘純’政治的社會權威。其實，文化這一基本價值觀念範疇與文明這一社會‘機器’範疇之間的主要區別，使得文化批判全然難以將政治視為一種有意義的社會活動。”[38]文化研究試圖超越文化批判，它重新解釋“文化”與“大眾”的關係，意在“大眾”這個文化批判認為是一潭死水、無意識行為的地方發現意義、選擇與活力，就是要通過“大眾”來實現其激進社會目標。但是，“文化研究試圖將純政治概念（即‘階級’、‘國家’、‘鬥爭’、‘革命’等這樣一些傳統觀念）歸並於大眾文化這一更具有影響力概念之下。文化研究這樣做，也就完全仿效了文化批判所特有的基本形式。文化研究確實是在否定文化批判，然而鏡像與原像只不過是左右換了一個位置，其像本身原封未動。”[39]以雷蒙·威廉斯為例，他給出的文化研究的對象，即對“整個生活方式”組成部分的“意義”生產的種種方式進行研究，突破了文學研究的界限，可以對所有社會意義進行研究。就其主張對所有文化資料的一律平等地進行處理而言，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批判”。詩歌與爆米花廣告詞的價值可能不會相當，然而兩者均具的社會意義，均應引起關注。但是，文化研究不僅僅是種人類學研究、是對社會進行研究，它還將社會視為一系列象征性的發展變化過程的；進而，文化研究不僅擴大了文化批評的範圍和強化了文化批評的社會性，還向支撐老傳統的整體價值體系——整個文化權力體系——發起挑戰，並開始了對替代權力形式的探索。這就是文化研究所堅持的政治意向。要準確地理解文化研究的政治動機，可以把它與馬克思主義做一比較。文化研究當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因為它以文化解釋歷史，以族征／性征等模糊階級，但它同時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復興，因為它以一種新形式的文化批判性突破學院體制中的學科限制，以“後學科”的方式廣泛介入社會實踐，自覺地承擔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責任，揭發種種社會不義和維護少數利益集團的政治體制，揭發社會文化生活中種種隱性的、“微血管狀”的權力，“為窮人說話”、為邊緣人說話，如此等等，確實又在左的方面的繼承了19世紀的“文化批判”的精神傳統。但是，文化研究並不因此就是政治。

[38][德]弗朗西斯·穆爾赫恩：《文化研究與政治》，埃倫·梅克辛斯·伍德等主編：《保衛歷史——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1997），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39]同上書，第57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