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文化政治研究的抱負是推進自由、民主與進步。對20世紀上半葉的文化研究者來說，“文化研究”首先是指成年工人教育，這是一項為工人階級和大眾教育而進行的政治事業。文化研究的共識是：“文化是一種實踐，是以意識、行動與特定的價值觀作為基礎，然後尋求改變世界的一種手段。”[32]

比如媒體文化的宏大場面展示了誰是有權勢的、誰是小人物，誰可以實施武力和暴力，誰又不可以等。這些場面誇大現有勢力的權力並使之合法化，同時向普通人宣示：如果你不順從，就有被監禁或死亡的危險。“因而，對於那些從搖籃到墳墓一直沈浸在一種媒體與消費的社會中的人來說，學會如何理解、解釋和批判其意義和信息是舉足輕重的。”[33]

文化政治研究也是一種政治啟蒙，它告訴我們如何從文化中認識到權力和控制，從中獲得如何應付具有誘惑力的文化環境的能力。啟蒙不只是批判，也是肯定：“對文化與社會的批判性立場在長期抨擊統治和壓迫的同時，也積極地肯定那些試圖為推翻這些勢力而進行的抵制與鬥爭的價值。……批判性的文化研究采納諸種標準和價值，以此來批判那些為壓迫和統治推波助瀾的文本、制品和情境。它從正面評價了那些推進人類自由、民主、個性以及其他價值的現象；……批判性的媒體文化研究也傾向於將其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發展一種反對派的政治，旨在通過推動反霸權的發展，以針對以前的保守派的霸權，造就當代文化和社會中的進步性轉換。”[34]

就是在上述五個意義上，文化研究是一項批判工程和政治事業，它是當代西方左翼激進思想的一個方面。但文化研究只是文化政治，而不是政治運動，其政治效果是有限的，這種政治鋒芒隨著文化研究逐步為學科體制所接納，也有日益鈍化的趨勢。就是因為這一點，20世紀末以來，圍繞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文化研究的學科化、體制化背離了文化研究的政治初衷。特納說道：“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隨著文化研究在學術領域穩固地建立起自己的一席之地，隨著它與先前質詢過的學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融洽，英國文化研究正面臨著脫離批判和政治事業的軌道，而變為一種教學法的事業。”[35]

另一種意見認為，文化研究首先是、也主要是學術實踐。英國學者約翰·斯道雷（John Storey）認為，文化研究並不潛在地比文學研究、社會學或者歷史，更具政治性。“文化研究首先是一種教學計劃和學術實踐，教育機構始終是其主要的運作環境。因此，文化研究的體制化是一種極具誤導性的說法，暗示在文化研究進入學術生活之前，曾經有一個‘純粹的’政治性文化研究的時刻。但這根本就不真實：文化研究自始至終都是體制空間中的一種學術實踐。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研究的誕生沒有受到大學外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誘發。”[36]

對文化研究的一個主要抱怨，就是它對題材和方法的政治化：它將意識形態分析變成強制性的，而其所關注的又僅僅是一些基於對抗性地位和階級屬性的話語；它放棄了學術的客觀性，轉而偏愛參與性的行動主義；它著迷對文化潮流和時尚，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西方文化的偉大傳統與著述。“從其研究對象的廣度和範圍來講，它顯然過於難忘主勃勃，甚至有帝國主義的味道。在教學材料和方法選擇上，它把課堂教學政治化，從事灌輸活動。”[37]

[32][英]阿蘭·斯威伍德：《大眾文化的神話》（1977），馮健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8頁。

[33][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介文化——介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1995），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年版，第10頁。

[34][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介文化——介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1995），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年版，第161頁。

[35][澳]格雷特·特納：《“為我所用”：英國文化研究、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亞電影》，關濤譯，陶東風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頁。

[36][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種學術實踐的政治/作為政治的一種學術實踐》，《記憶與欲望的耦合——英國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與權力》，徐德林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頁。

[37][美]文森特·里奇：《當代文學批評——里奇文論精選》，王順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