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並不因此就是政治。穆爾赫恩的理由是：

第一，這種擴大範圍、平等處理一切資料的思想只是信念，而不是可行的研究方案，任何人、任何機構都不可能妄求研究“一切”，全然客觀公正地摘選資料也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文化研究分析的主要領域也是傳統文化批判非常憂慮、十分反感的一些社會現象：發達資本主義的‘大眾’文化形式及其表現方式——電影、電視、通俗報刊、廣告、購物，而其主要論點則完全與文化批判的傳統觀念相反，認為這種文化不是鴉片，並非有意要要使單純的民眾消極等待、順從不抵抗；恰恰相反，是要民眾積極、從容、慎重地參與文化活動——乃至顛覆性的文化活動。”

文化研究由於沒有將“高雅”文化形式及其表現方式納入其分析範疇，因而也就違背了其自身所追求的理論目標——即分析“整個生活方式”（抑或換個更明確的說法，即當前文化所具有的種種社會關係）。文化研究由於片面地強調大眾文化實踐中積極從事批判活動這一點，因而也就忽略了制約著大眾文化實踐的極其嚴重的不平等和處於從屬地位這樣的歷史現實。這些傾向一同阻礙了其批判性理論和研究分析工作的發展。他們聲稱欲取代文化批判，但實際上卻宣揚了文化批判的精神。

……由於當今都市大眾文化多半成了商品化的娛樂活動（或曰使人娛樂的謀生活動），一切的一切形成了一大市場，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所以文化研究實際上就自然而然地遵紀守法，順從聽話起來了——尤有甚者，自覺地成了衛星電視和購物中心的理論維護者。[40]

第二，文化研究確有其社會目標，如社會主義、性別平等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但它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文化研究現已成為一種有組織的學術活動。現在已經發展成功能完整的、從事學術活動的學科：專業學位和研究生課程、新一代教師、教科書和研究指南、專業學會、學術研討會、全球網絡聯系、大量論文和專著等，文化研究在組建自己的學科的同時，還建議對其他學術領域，如文學、史學、社會學和女性研究等進行改革。30年前少數激進派發起的這一新學科研究教學活動，現如今影響越來越大，已成了人類科學各學科從事教學和研究活動的一種全新的研究模式。“當一種持有反對意見的思潮變成領取政府預算資金的學科——一種頒發文憑、提供就業機會和提供研究經費的學科，會發生什麼事呢？”[41]沒有一個學術性的學科會為了自身的榮譽而對其教師和學生進行政治審查的。文化研究以正確“再現”大眾自期，但在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看來，根本沒有什麼絕對的“在場”（presence），我們所擁的只能是“再現”，而“再現”無所謂真假對錯。如此，則文化研究的意義就不是什麼“大眾”的真實再現，而是對“大眾”的另一種再現，它不過是把文化看作是意識形態沖突和政治對立的戰場而予以充分展開。

第三，概念上的矛盾。文化活動有極強的政治性又不那麼具有政治性，它是政治鬥爭的場所，但又不純粹是政治鬥爭的場所，也不能完全等同於政治。文化和政治都涵蓋整個社會關係，但二者的影響各不相同。政治在決定社會關係的性質方面所起的作用獨特，所以不同於其他社會實踐活動。政治活動即使完全影響整個意義層——例如文字和圖像，亦得受其獨特的作用制約。政治是一種審議行為，通常是要影響做決定的，首要問題是幹什麼。文化的作用主要是表達意，它也提出了種種政治構想，但不是采用審議的、禁制的、強制的手段來影響社會關係的性質。文化研究一開始就把政治消融於文化，誇大了文化的政治價值。

[40][德]弗朗西斯·穆爾赫恩：《文化研究與政治》，埃倫·梅克辛斯·伍德等主編：《保衛歷史——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1997），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4、54頁。

[41]同上書，第55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