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樂要能流行，主要還是要透過廣播電臺。大陸只有少數沿海地區可以收到臺灣跟香港的電臺，像廣東，剩下的就是靠民間。當時在《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出版後，各地的廣播電臺是不允許播放流行音樂，電視更不可能。這個壓制流行狀況，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55，之後明顯有所鬆動。雖然官方表面上反對，但在翻唱版的臺灣流行歌逐漸流傳後，開始有廣播節目專門同步介紹臺灣民歌，如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經濟臺的何紅柳。

在1987年到1993年“改革開放”熱潮期間，她所主持的《音樂茶座》會在每次節目中接受聽眾來信點歌，將聽眾所推薦的歌曲逐一推薦出去，或者提供各式歌曲拷帶給來信的聽眾。56 而李康教授聆聽過的，王夢麟的〈雨中即景〉、銀霞的〈蝸牛與黃鸝鳥〉是於1979年發行，可見其收音機短波聽到的曲目與臺灣同步。校園民歌自1977年在臺灣逐漸被收編至大唱片公司，以及廣受廣播節目放送、介紹後，大陸民眾也可透過短波收聽，與臺灣民歌同步發展。

“地下迴路”意指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禁日語推行普通話、審查歌曲、歌星證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治作用下壓制臺灣歌謠，兼以欠缺智慧財產權觀念乃通過翻唱盜版所產生逃逸線運動：即1960年代臺灣歌謠歌曲經由音樂人的活動、唱片銷售、廣播和臺語片電影等的地下迴路流傳，其連結包括臺灣與臺灣之外區域的混血與混種音樂迴路聆聽。這種逃逸運動是在地上壓制時混居地下，產生一種類似德勒茲所謂的“根莖”發展的特殊狀態。而臺灣“黃色歌曲”在官方取締與禁止下，基本上是通過各種地下的渠道，在兩岸對峙的80年代有如洋流深入大陸。

從1978年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政策到1992年的“南巡講話”，原來用以壓制港臺流行歌的《怎樣鑒別黃色歌曲》的官方政策逐漸鬆動，用千高原的術語來說，就是從密不通風的克分子線轉為多有縫隙的分子線，通過海員走私和廣播電臺短波，進入大陸人民耳朵；因為受歡迎，開始進入當時被政治允許、興起的市場經濟。拷帶與“小歌片”成為創造流行的重要載體，但真正商業化的運作是靠上海中國唱片公司的“扒帶子”，重新編曲、採譜，大陸著名歌手翻唱大量發行；加上電臺廣播的強力播放，很快地傳播至全中國。而民眾也可以通過點歌向廣播電臺要求聽臺灣新歌，形成大陸的“地下迴路”。1989年潘安邦受邀至央視春晚演唱〈外婆的澎湖灣〉等歌曲，臺灣流行歌因此“地下地上化”，成為受到大陸民眾歡迎的聆聽主流之一。

作為80年代兩岸歌流傳的樞紐，臺北高原的作用力達到顛峰，是1930年被動接收來自上海的音樂到戰後逐漸轉為輸出至上海與大陸各地的過程，這是冷戰時期政治上大陸“改革開放”、臺灣“反共政策”特殊歷史階段所形成的現象。總體來說，流行歌的東亞“洄流迴路”現象，是一種跨界、跨洋的“地下迴路”現象，本來是以日本、中國大陸和美國的流行音樂為首的層級化空間。曾被日本殖民的臺灣受影響的屬地，是被影響的“地下”空間。但在音樂洋流的帶動下，臺北高原即使是“地下”空間亦能改變其流行位置。

從臺北高原洄流觀看校園民歌與國語歌曲的風靡兩岸，後文革冷戰時期的歌傳播，雖然受到宏觀政治對於流行歌的節段化作用，但是千高原“洄流迴路”的音樂逃逸線，創造了兩岸歌流傳的契機，由個體的創作與聆聽流行歌的欲望驅使形成群集，如此強大而深層的洋流有如根莖在各個城市高原間流竄，克服長時段裡種種權力的截流，歌流傳持續周而復始地循環洄流。一座座城市高原乃能不斷地讓自身變形適應時代的新音樂與變化，甚至創造出自己的特質。

55 參考基維百科改革開放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改革開放。取用日期(2017.08.22)。
56 參考本文作者於上海虹橋路1376號電臺處訪談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主持人何紅柳的逐字稿，(2009. 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