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麟·傅柯哲學中的文學布置與摺曲(14)

肆、小結:讓一切的語言空間湧現於語言 

透過對傅柯文學布置的分析,吾人以兩篇論文分別勾勒越界與摺曲所呈現的概念特性,根據不同的條件,傅柯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亦分別從這二個主要概念的角度提出說明。這二組足以重構傅柯思想視域(或至少是其「已說的再說」)的概念星群,也可視為傅柯對差異與重複這兩大概念的另類思考,這無疑的,是他對德勒茲哲學的致意。 

越界與摺曲構成文學布置中的雙螺旋,僅管在法理上吾人仍必須在概念平面上區辨兩者的功能及思想運動形式,但無疑地,整個傅柯哲學都一再展示思想愈越界就愈摺曲,且愈摺曲就愈越界,二者僅是同一思想運動的二面,共同標誌了傅柯哲學最風格化的特徵。


當代文學(無疑地也是哲學、藝術與音樂)命定地必須崛起於空無的荒原,因為一切可能性(「所是」)都已被耗竭,所有的話語都已是令人不耐的陳套與「已說」,一切創造性因而都首先必需成為朝向域外的運動,都再度將語言本身催逼到非思的界限上。

然而如果傅柯的思想有任何啟發,正在於其總是能從現代性的荒蕪中一再復甦生命的內在性威力。書寫為什麼重要,理由恐怕就很清楚了,這是莒哈斯 (Marguerite Duras) 的「處於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拯救你」(20),是阿鐸 (Antonin Artaud) 的「如果不是為了實際上離開地獄,什麼都不會被書寫或繪畫、雕刻、塑形、建築、發明。」(1974 : 38),或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我將不惜一切,一切代價,書寫: 這是我為了倖存的戰鬥。」(Blanchot, 61) 或「書寫是我存有最豐饒的方向。」(1974 : 75)

而也正是在這種必然由越界與摺曲所註記的文學布置中,傅柯開啟了「讓一切的語言空間湧現於語言」(1964 : 22) 的內在性平面。毋庸再區分文學、哲學或批評的語言,因為由越界語言給予的摺曲書寫,傅柯毫不猶豫地指出,招喚著彷如希臘思想中原初語言的「清晨似的語言」(1964 : 22)

這是經由越界摺曲所說明的書寫,其不僅是文學的,且最終透過對此文學存有的述說,經由越界的機巧辯証所誕生的自我到自我(因而也是自我到他者)的返回,在此虛擬空間中,傅柯漂亮地展演其哲學事業,以文學倍增了哲學,或反之。


瘋狂、性特質、犯行、謀殺、知識空間…,這些傅柯曾在不同著作中投入構思並問題化的概念,都早在文學作品中被不同作者所充份展演。對傅柯而言,文學所給予的不僅是另一種現實,也不僅是現實
的想像或偽造,而就是現實本身。這是何以如果文學是虛構,傅柯毫不猶豫地說,那麼「除了虛構我什麼都未書寫」(1994g, 236)

這是「僅歸於語言且完全停駐於字詞內部的現實」(Foucault, 1966, 62),如果傅柯就像德勒茲所指稱的,是一個新的檔案學者,則檔案不過是文學的另一種形式。傅柯文學布置作為其思想的雛形,或不如說,其思想作為早期文學布置的一個鏡像,或許這就是此特異布置的重要性。

34 「透過《聖安東尼的誘惑》,福婁拜無疑寫出第一部在唯一的書本空間中有其自身場域的文學作品。之後,大寫書、馬拉美才變得可能,然後有喬哀斯、胡塞、卡夫卡、龐德、波赫士。圖書館燒起來了。」(Foucault, 1994c : 298.)

35 在論及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時,傅柯指出,「最終正是在此書裡,在這本謀殺所有其他書且同時承擔總是落空的文學創作計畫的書裡,正是在此書裡文學最終尋獲且奠立其存有。」(Foucault, 1963 : 10)。至於這種「書的謀殺」與對「語言的攻擊」,我們援引普魯斯特著名的句子:「捍衛語言的唯一方法,就是攻擊它…」(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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